我们家的那些事

最近把上下五千年那些家事又拿来翻了一遍，说的、论的、评的还是那档子事，但因此版非彼本，某些编著者心思还是一目了然。一般来说，编著历史总免不了加进自己的价值取向：一些人努力展示个体人生轨迹中自由的价值；另一些人则在不遗余力地捍卫“正统”。这种立场对立在对于近现代历史诠释上的表现[以后再论]，令我等叹为观止！他们观点明确：或意识形态、统治阶级价值观色彩浓烈，或否定一切，不过，许多历史史实毕竟放在那儿。我认为，过分的“正统”意识，乃至为了正统论逻辑自恰而添枝加叶是否明智值得怀疑。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这五千年来纷繁的事件与人物？

要分门别类地来个归纳，一，能力难及；二，没有必要；再者，那是真正史家们的本行，更何况现在可读到的史书编年叙事已经很完善。作为读者，只要明白众所周知的道理：读历史不是为了记住那些史实本身而为之，更何况很多“史实”也并非就一定是真实的历史。那些为了“圆满”而编著的圆满史书难道不成其为书？就论著者而言，两司马是公认的大家，当然还有老二所立《春秋》，以及左氏几千门客合力而就的《左传》（诸子百家的东西就不提啦），其他著述者，包括当代史家们虽难与这些大家齐名，但他们似乎有一个共同点：在记述到不远前的“当代”事件时，不是避而不谈，就是依据当政者的好恶做了他们自己的“解读”或“定性”。就史实而论，这种做法不能说不是一种缺憾和悲哀，至少是对后来者的不负责任，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欺骗。这种做法，加上两千多年来朝代迭更，很多真实记录本身早已遗失，我们这些后来者还有希望了解真实历史吗？在这一研究依据尚处于“悬疑状态”情况下，我们还有必要纠缠于历史细节，或据此来为当代现象寻找“历史依据”，或是“传统做法”吗？全盘接受或否定在我看来至少是缺乏自信、心里没底、基础脆弱的表现。这是历史给我们纵向的启发。

在有心读史人中,基本情况应该是绝大多数明白“历史就是历史”的必要性。读者不是要来“接受再教育”、更不是为了给自己洗一次大脑；我相信他们同样明白“以史为镜”、“以史为鉴”的道理。多数人在读史过程中当会反思现实，这其中肯定也包括那些能够影响历史进程的“英雄豪杰”们。可为什么中国的历史轨迹总是在很大程度上“自我复制”---由“兴”、再“盛”、既而“衰”？在这种兴衰往复中，除了时间白白流逝，我们到底学到了些什么？记住了些什么？思索出了些什么结果？在我看来，就治国而言，最多是循环往复中统御人民的架构变得更完整些罢了（但不代表统治、或管治效率更高！）。史书中名人智士比比皆是，也不乏明智的当政者；我们同样还读到很多昏君、庸臣、奸吏宦官当道的故事，当然还有“红颜祸水”，其出现频率之高应足以警示后人，可为什么我们的历史还在“各领风骚几百年”？这真的是我们的宿命？

要讲清楚这个问题可不是那么简单！其实，自鸦片战争以来，从我们认识到“天朝上国”论所寓含的极大无知、极大欺骗性那天起，早有学者、当政者认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人为了“宪政”二字奔走呼号，乃至洒尽一腔热血！康、梁的执着与光绪帝的“通达”（也许是他还没有真正弄清楚“宪政”的含义。我看有这种可能！因为当时他也就是个二十出头，隐居深宫，没有实权的毛小伙子而已）暂且不说，我们伟大的毛泽东同志该不会不明白吧？！他在新政权成立前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时的所思所想和极力倡导的宪政、民主、个人自由高于权力意志等不该是一时兴起吧？！可当政以后还是把以前的话都给“忘”了，或者挂着羊头卖起狗肉来了，想来真是令人费解！费解乎?!

传统给予我们什么了？

历史的厚重当绝不仅仅在于几本史书记述的过去的人物、事件，而更应在于这些人物事件所代表或帮助创造出的文明的沉淀。古代“圣贤”们浩瀚的“至理名言”典库教会我们的不仅是早已为世事沧桑反复检验证实的为人处世“智慧”，更让我们成之为“我们”---华夏儿女、塑造了我们的特征（Identity）、还让我们人同此“心”---不变的中国心。君不见常有流浪异乡多年、乃至多代的华夏子孙念念不忘报效祖国的报道？这些能不让你感动莫名？

感动归感动。任何文化有其精华，也一定有其糟粕，甚至有人危言历史的沉淀更多应是些不那么健康的东西。可否记得北岛那句名言：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所以，能否问自己：我们审视或反省过这些智慧之言到底教会了我们什么吗？是明哲保身？还是玩弄世间万物于股掌之间？人性到底本善还是本恶？或许这些“圣言”本身就掩含着某个或某些不言而喻的前提---至少在我看来这些前提就包括人本的排他性、利己性。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学会那些让自己能够在浮世间生存，或许（如果幸运的话）能够昌己于一时的“大智大慧”；至于什么民族、国家命运啦，那只不过是圣人们自身非圣性一面，或曰凡夫俗子一面的偶然或不自觉的昭示而已---捉弄一下那些只懂得读死书的傻“秀才”们，岂不乐哉？

由于我们的大智圣贤者们深谙人性之道，加上他们本来就“命中注定”是为了更好地驱牧芸芸众生而生，当他们的智慧灵光闪耀成“星”，垒砌成“塔”的时候，我等岂有不顶礼膜拜之理？我们还有剩余的智慧（这里不该用本专属于智者的“智慧”二字）来思考，甚至斗胆反问这些圣贤之言是站在放牧者的立场？还是考虑到被牧者的感受？亦或只不过是为了博取功名、与一般的秀才并无二致？揣测别人的动机是不健康、甚至是不道德的，更何况是对那些圣者？但从结果来看，制度的建立首先还是为了“治理”羊群活动，防范骚乱失控而渐次成就“传统”。不过，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好象也是某个智者之言，亦或是草民的经验总结？），这一“失”可非同小可！它既让我们在两千多年跨度间不断地象一个个被蒙上眼睛拉磨的驴子，在原地转悠，同时，还不让我们完全失望或绝望，因为我们毕竟在拉磨中发挥了自己的“光”和“热”（我等价值是也！），而且，有的驴子也确实不同凡响，拉出很多额外智慧不说，还让我们这些普通的驴子也深深地为有这样一些同类而自豪！不是拉出个《永乐大典》、《四库全书》、还有《本草》与《红楼》，再加上郑和七渡扬帆，直至最终成就了“天朝上国”吗？当然，也有人没有忘了圆明园和无数丢尽“上国”颜面的“条约”。

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这些伟大的传统可千万不能丢啊！因为这关系到我们是谁的问题？（Who We Are? And What We Are Up To?）要不然，为什么“全盘西化”、“西方走狗”、“叛徒”、“汉奸”、“中情局（CIA）特务”等仍具有那么大的杀伤力？要是谈到词语的感召力，有哪个比得上“中国特色”？！这些可是相当一部分国人的骄傲啊！他们可不一定是为了想向谁“表忠心”，那是一颗“中国心”！

写到这里觉得还远没有把要讲的问题讲清楚。但考虑到这只是一篇网络文章，太长了，很多人可能没有那个耐性读下去，所以，暂且到此收笔，下次接着再谈吧。

大部制改革猜想

---大部制改革，改什么?

前些日子,曾写过一篇关于中国历史上改革者命运的文章,谈的主要是历史上各类改革的性质及改革的命运.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基本上都是行政制度与法规的变革,甚少涉及到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唯一例外的可能只有清末康梁力推的戊戌变法算是政治改革---它要改的是延续了两千年有余的封建帝制,建立全新的民主宪政体制.当然,不管改革是否深入到政治体制这一核心,但基本上都是以失败结束.

共产党打下江山以后,尤其是78年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也已进行过5次(82,88,93,98和03年)行政改革.说过了,与历史上的商鞅变法,永贞革新(俗称“二王八司马”改革),王安石变法,以及张居正推行的变革等一样,之前的5次行政制度改革都以事实上的失败结束,只是失败的形式不同而已.历史上的改革不但改革本身被否定,被颠覆,改革者的肉体多数也被消灭了,而当代的5次改革则重复着“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可改革者依然故我,从这点看,中国好象在进步,但就关系人民福祉,民族命运的改革本身而言,则与历史上没有二致.大部制改革就要成为本月晚些时候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讨论的核心问题.这可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改革深水区!不仅涉及当政者自身利益,对于在江当政时期形成的庞大的利益集团也是正面挑战,更远点说,它的成功还意味着宪政改革的大门真正开启!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看当政者能在多大程度上克服自身的利益纠葛,从民族长远利益出发来改革自身的积弊.

这里来谈谈什么是我们挂在嘴边的积弊.前段时间《经济观察报》发表过中国政法大学于2007年年中所做的一项有关中国从中央到地方五级行政架构实际运行情况的调查研究报告.调查发现政府普遍存在以下问题:机构重叠,多头管理,职能交叉,最常见的现象就是政出多门,且政策背后总是部门(条),地方(块)甚至是某个特定群体利益在作祟;另一个问题则是权在上责在下的制度传统(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皇权在早、中期也是如此,到晚期往往是权力回归诸侯,同时也意味着地方割据,群雄并起,民不聊生,改朝换代也为时不远了).权责不对应,有权的没有或少有责任,而责任大的又没有相应的权力,这里所说的权力既有行政权力本身,也有为政者必不可少的资源支配能力.94年实行的中央地方分税制使中央掌握了近70%的财权,可行政涉及的领域也只需要30%左右财政资源,地方政府则正好相反.中央政府多出的一大块财权本意是为了转移支付,全国一盘棋,帮助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跟上发达地区发展步伐,可实际上往往是哪里上缴的税多,返还的也多,而且返还的程序是不公开的,这当然就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真正造成极大浪费的是这些返还款根本没有一个监督跟踪与执行评价机制,没有人知道这些民众的血汗钱到底用到哪里去了,同时也催生了大大小小无数的驻京办,其核心职责就是“跑步(部)前(钱)进”---以小钱换大钱.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的研究报告也提出了改革的具体建议,即所谓的“现实版”和“理想版”改革方案.理想版要把目前的28个部委(正式部委,不包括疑似准部委)缩编为18个,而现实版则缩编成21个所谓的大部.但不管现实也好,理想也罢,我认为要想避免过往改革的循环宿命再不能为了所谓的压缩而压缩,必须牢记并秉持下面的精神:

首先必须弄清楚,这里所讲的所谓大部制并非几个职能相近的部委合并在一起的“大”了就了事了.通俗点说,是要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把业务相似,职能相近的部门进行合并,集中由一个职能部门管理.就这层意义而言,大部制改革的核心应是转变政府职能.这是因为,从两者关系来看,政府机构是政府职能的载体,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机构的设置必须遵循和体现满足市场与社会需求的基本导向.另一方面,政府职能转变的结果也必须在机构改革中充分体现,否则转变政府职能就可能沦为口号,变成空话.

　　另外,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历史来看,一直以来,转变政府职能好象始终都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至少改革的初衷是这样.78年以来先后进行的5次政府机构改革,职能转变就一直是头号指标.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建立一个“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其首要前提也是转变政府职能,这当然表明上面对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视,同时也间接承认了早期改革政府职能的目标没有实现,客气点说是没有完全实现,而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又迫切需要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和政府职能的深刻转变.如此看来,以大部制为主要内容的第6次机构改革必须要以准确界定政府职能为前提,没有这个明确前提,机构改革中的“压缩”实在没有多大意义.

再深入点来讲,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人们对公共服务需求强烈,政府的职能定位必须转移到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这是现代政府的核心功能.责无旁贷的是政府应着力解决当前存在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城乡差距愈发严重,公共需求和公共服务矛盾突出等问题.审视现实,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显然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表现在:对市场的干预和微观管制过多过细、行政关卡有愈垒愈高的趋势、服务功能极其欠缺,特别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难觅踪迹,相反,处处体现的还是“统治者”的姿态!在政府机构设置上就表现为分工过细、性质趋同、职责交叉.而这又是些什么“职责”呢?一句话:审批控制!根据一些学者的不完全统计,在国务院现有的66个部门中,职责多达80多项,仅建设部门就与发改委、交通部门、水利部门、铁道部门、国土部门等24个部门存在职责交叉.另外,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管理涉及14个部委!

这些行政职能的错位和交叉,不仅造成了部门之间不断扯皮,行政效能十分低下,同时,行政机构自身也消耗掉了过多的经济资源(我以前在《谁的国家?谁的GDP?》一文中曾分析比较过中外的差别所造成的巨大浪费);更重要的是,它根本无法履行宏观经济管理、市场监管、社会服务管理等职能,无法向民众提供合格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因此,必须对现有政府机构进行有效整合,改变政府机构繁多、职能交叉的现象,通过减少机构数量,降低各部门协调困难,使政府运作更有效率,更符合市场经济的宏观监管和公共服务的角色定位!

换言之,推行大部制同时就意味着政府职能必须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己任,从而使得政府权力得以规范、回归公共服务的本位职责.如果大部制改革达不到转变政府职能的效果,那么,它就还会像之前的历次政府机构改革一样,再次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而且有着极大的可能性!由于大部制一个直接的目的就是要打破现有的部门利益,如果几个部合并成为一个超级部,权力很大,对它进行监督将会更加困难.若没有建立起相应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在大部制下,原来的“部”降格为“司”,可手中的权没有变,仍然行使过去“部”的职权,那么,大部制改革就会把过去分散的部门利益积聚为集中的部门利益,换句话说,这些新的超级部门的“条”就可能不再是“布条”,而更可能是些“钢条”,至少是“尼龙条”构成的,那么,人们还有希望突破它们在冠冕堂皇的借口下设置的种种关卡吗?解决这一难题的出路,惟有真正转变政府的职能!其实,职能转变了,你会发现也根本不需要现在这么多的部委!

总之,在大部制改革中,存在着改什么的问题.是仅仅像拉郎配一样,将几个职能相近的部门硬捏在一起,形成一个超级大部委;还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组成大部门的同时将政府职能转变到提供公共服务上来,关系到大部制改革的成败.普通民众当然希望是后者---政府部门都能成为一个个办事干练、勤政为民的政府!

回家过年：中华文明的神奇力量

[杜平]　（2008-02-09）

（记忆中，很多年没有因为一篇文字而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泪水，这说明了什么吗？）

　　春节前夕，我的兄弟急匆匆从日本启程赶回中国过年，但在上海下飞机之后，便立即陷入了有家难归的困境。由于暴雪天气持续了几个星期，开往家乡的飞机、火车和长江客轮运输，要么被取消，要么是阻滞，要么是客满。在上海焦急地滞留了几天之后，他终于和几个同乡包租了一辆汽车，在冰天雪地中艰难跋涉了两天两夜，终于在年夜团圆饭之前回到心急如焚的亲人身边。

　　过去几个星期里，这样的故事在中国何止千百万。一场罕见的自然灾害使原本就超繁忙、超负荷的“春运”陷入混乱，无数在外乡工作的人们为了回家过年，日夜坚守在机场和火车站，哪怕是风餐露宿，也决不轻言放弃。值得庆幸的是，大年除夕之前，滞留在广州火车站多达80万名旅客终于踏上了归乡之路，其他交通枢纽也都基本恢复正常。

华人的文化基因使然

　　既然返乡之途如此艰辛，为什么中国人还是要回家过年不可？不只在中国，在其他华人社会，包括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多数华人大概都无需思考为什么必须要回家过年的理由。很多读者大概都会记得儿提时代过年时的情形，大人们总是说，辛苦了一整年，就是为了这顿年夜饭！事实上，年夜饭只是形式，家庭团圆才是真实。尽管今天的生活远非往昔所比，但一代又一代、一年又一年，人们还是要不辞辛苦地“为这顿年夜饭”而忙忙碌碌。

　　 每当从电视上看到中国各地回家过年的人潮，很多人也许会在内心深处生起一股感动的暖流。这种奇特的景象只有中国才有，但在海外华人社会，不同规模的过年返乡潮也同样存在。由此往上追溯千百年，无论是太平盛世，还是遭遇内乱、饥荒和外敌入侵，这个传统不仅亘古未变，生生不息，而且还随着华人的脚步远涉重洋，植根于四方。这究竟是为什么？

　　过去几天里，中国网络媒体上就此有不少讨论。凤凰网评论频道的编辑在一篇文章里这么说：“为什么我们不辞辛苦，不惜代价，一定要在除夕之前赶回老家？我们要回家，因为家有亲人倚门望归: 老父母年岁已高；夫妻两地分居已久；孩子已经快忘了父母的模样。我们要回家，因为朋友天各一方，只有在春节方能一聚，把酒言欢，互叙往事。我们要回家，因为生于斯，长于斯，那田间的小道，门前的溪流，那块土地才是我们心中真正的家园……”

　　对于中国上亿计的异乡游子而言，这种充满感情的表述无疑就是他们最真切的心声。而不少人也从另一个角度说，这是华人的文化基因使然。

亘古未变的精神价值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若干年，海内外很多人都对中国能否顶住西方文化的冲击、能否保持优良的传统价值观而忧心忡忡，不少人甚至对青年人热衷于过西方的节日而嗤之以鼻。但事实上，我所认识的中国青年人，包括所谓“80后”和“90后”出生的一代人，并非像人们所指责的那样没有头脑地盲目崇外。就在春节前夕，在上海、北京和广州等地工作的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时髦青年，都纷纷在电邮里告知要赶快回家乡陪父母过年。在他们当中，也许有很多人确实喜欢过西方的节日，但归根结底，那只不过是一时的凑热闹、一时的赶时髦，而回家过年才是“心中真正的家园”。

　　不可否认，这次特大暴雪凸显了中国某些方面有待改进之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以十分特殊的方式，展现了中华文化中令人敬佩不已和感动不已的精神力量。人们过去只知道那些离乡背井的庞大打工族，是支撑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脊梁；而现在，我们又再次发现，这个庞大的群体同样默默承载着千年古老文明，无怨无悔地迎风踏雪前行。他们可能并不理会文人学者们所津津乐道的什么“价值观”，但对回家过年却是如此地执着，如此地义无反顾。原来，他们才是传统价值观的真正坚守者和履行者。

　　中国作家冯骥才曾经抱怨说：“由于忽视了传统节日中的文化和精神价值，节日被人为地淡化。没有年意了！没有年味了！恐怕这是当代中国人一种很深的失落，一种文化的失落。”这种感慨体现了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之心，无可厚非。但是，坦白地说，从过去的经验看，类似的担忧往往都被证明是过虑了。

　　什么是文化？什么是精神价值？只要看看那汹涌澎湃的返乡人潮，看看那焦急的表情和渴望的眼神，还有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毅力，任何人都应该意识到，所谓的文化绝非是一堆虚无飘渺的理论和时髦的概念。真正的文化其实就蕴藏在看似没有文化、但却脚踏实地走着自己道路的平凡人群中。只要每年这个时候还有很多人想着回家过年，其他人就没有理由无视他们所代表的文化价值的存在，就没有理由顾影自怜地徒自哀叹说，当代中国缺乏这种精神、缺乏那种价值。

　　难道不是么？数千年来，非凡的中华文明就是这么平凡地走过来的。它之所以历经风霜而屹立不倒，就是因为有一种不变的精神价值，它的名字就叫“回家过年”。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