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成就到底是谁创造的？ 

翻开当今“主流”报刊杂志，观看“主流”电视节目，亦或听听当政者发表的“权威”论断，标题设问似乎无不归于一个出处：我们党的伟大正确领导。更确切地说是邓小平这个“总设计师”让我们中国人终于活得有点人模狗样了。不管这种“结论”是否客观，是否英雄主义色彩过于浓重，是否太多人治阴影，作为沐浴了GCD如此浩荡恩泽（龙恩？）的芸芸众生理当感恩戴得、涕淋满乾坤、甚而五体投地方才彰显我等继承了伟大中华文化之衣钵而不至于成为“数典忘祖”之辈。

我既然拿这个问题来展开讨论，自然另有他解，当然也不会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啦。在调查分析这个问题之前，与大多数生活在这个国度的人一样，我们耳熟能详的这类说法到底是否站得住脚，经得起推敲，很多人也许根本就不在乎，或者朦胧中感到这种说法有些问题，深究嘛？有意义吗？ 

我当然认为有意义，而且于我而言其意义不言自明。但为了避免犯主观乃至臆测的错误，我觉得有必要搞清楚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构成要素，以及这些要素对于发展的影响。搞清楚这个“因”，作为“果”的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也就清楚了，换句话说，这里探讨的是因果逻辑。

一般来说，经济发展由诸多要素决定：首要因素是资本（这里包括货币资本、人力资源、智力资本等）、还必须有实物性资源、经济制度（包括市场开放程度、经济法律法规、以及这些制度所确立的环境是否自由公平等）、以及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现代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应该主要在于提供一种能够确保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所必须的自由公平环境、机会均等、以及社会财富再分配等方面）。明确了这些主要因素，我们就来逐项分析这些因素在过去30年的产生、演进和变化及其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表现。 

资本

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言而喻。在中国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之前，要问我们：你们现在最缺乏的是什么？答案可能只有一个：资本。当然这里的资本最核心的指向是货币资本。对于一个自己都承认经济濒临崩溃的国家来说，货币，尤其是硬通货当然非常之缺乏。1978年中国的外汇储备总额不到十亿美圆，虽然那时人民币与美圆的汇率被定在1：1.9左右，但要想启动一个有着8亿多人口的庞大国家，那点硬通货无异于杯水车薪。万般无奈，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禁运尚未解除，苏联还是意识形态天敌的情况下，只有在比邻香港这个地方开辟一块“特区”，用中国人擅长的“血浓于水”情感来呼吁港台和海外华人资本到这块地方来从事“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增加资本积累，时至今日仍然没有根本变化的资本账严格控制就是源于那时硬通货的极度缺乏，好在当时港台资本或因劳动力成本急速提高急需寻找低成本“出口”、或因产业升级需要，也就顺势来到了这块特殊之地。这是外资最初的出处。 

有人可能会说：当时中国经济总量也在四千亿元人民币左右，那不是资本吗？没错，那的确是资本。但那同时又是养命钱，实实在在的养命钱，人均只有五百来元的年入还有“闲钱”来投资？来开发新技术？更何况当时中国四处树敌，至少近邻中没有什么人把你当真朋友（现在当然也难数出个一、二来），还有美苏两个超级敌人。为了政权的生存，必须从民众那点可怜的收入中拿出相当一部分来维持国防开支，研发、生产必要的军事装备，甚至“没有裤子穿，也要搞出个原子弹”（陈毅的话）来为他这个外交部长能够挺直腰板打气。除此之外，虽然当时因为尼克松的来访，GCD政府得以在联合国取代台湾，但要维持与象阿尔巴尼亚这类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同时也是贪得无厌的所谓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每年要拿出大量的物资、设备来供养它们，国内可以饿死几千万人（一个“自然灾害”说不就轻松混了过去！），但外交可是关系到我们伟大领袖在“外国友人”、“兄弟加朋友”国家心目中的伟大形象，千万不得马虎！还有多余资本乎？

托毛泽东“人多力量大，热情高”伟大指示的福，在开放前30年我们屏弃了马演初的人口理论因而多出了三亿人力资本。虽然恶名昭彰，城乡二元分割还是成功将80%的人口捆绑在了土地上。这些人口数量庞大，但距离现代产业工人要求尚有相当距离。即便如此，年轻一代还是突破了种种制度性歧视和限制，在工业化浪潮中走出土地加入产业工人队伍，只是仍然摆脱不掉“农民工”的标签。这些“人力”资本在中国发展中的作用如何呢？直至2007年前的近20年，中国GDP中工业的贡献率始终在50%左右，这其中最具活力，在创汇中贡献最大的企业中的绝大多数工人都是他们。拿着低廉的工资，几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与福利的他们牺牲自己使“我们”的国家得以累聚全世界最多的外汇储备。这“资本”是GCD或邓小平创造的吗？ 

再来看看智力资本的情况。经济发展离不开人才，中、高、低端都需要，这牵涉到人才培养架构。众所周知，中国现有教育体系基本上保留了计划，更确切地说，指令经济形态下的模式。在大一统的教育、文化等部委下罗列了众多“重点”大学（据说目前共84所‘统御’于教育部名下），他们享有部委院校特有的资源优势。在部委那些掌握财权的大爷们手下混一口饭吃，至于大学内部官本位体制下教学的分量自当不言而喻，我们能期待这些“皇家御院”培养出社会急切需要的高端人才？现如今，中流院校倒是不少，但同样多的是能够卡住自己脖子的“婆婆”们。虽然从这些婆婆们那里得到的米粮不多，但受管制一点不少，由于婆婆们就在家门口附近，看管的效率更高。另外，婆婆们经常会说近来手头有点紧，你怎么办？学生家长们想不成为ATM都难！学校实际上成为经济实体（Business Entity），而教师则成为学校内部大爷们精心设计的名目繁多的“考核”项目的奴隶：比如，一年要发表多少论文啦、学生评价要在什么什么线之上啦…..等等。老师逃不出这些框框，因为他们的饭碗，还有“名气”掌握在这些大爷们手中，学生们同样不可能好到哪里去，应付性学习，考试作弊更是普遍现象。这样的学校能够培养出社会需要的“中流”砥柱？至于产业发展最需要的熟练技工，撇开我们文化传统中的“望子成龙、盼女成凤”不说，农村出来的孩子只要能够脱离土地，脱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他们是愿意上这类学校的，但这方面各级政府很少，或根本就不愿意拿出资源来扶持。这当然与这类学校建立与否无碍官员的“政绩”有很大关系，而农村家庭经济状况又是众所周知的，考上大学，上不起绝非个案。经过这样的分析，你觉得中国智力资本如何？它与GCD或邓老的关系是正相关，还是另一种情况？

实物性资源 

在改革开放前，我们所受的正统教育是：中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现在我们都知道真实情况如何了。就经济发展所必须的重要资源来说，如，石油、水、铁矿石等，我们人均拥有量都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当我们粗放型经济活动开足马力时，这些资源国内逐渐枯竭，而国外的价格则在成倍上涨。好在“经营”这些项目的都是些国有垄断“企业”，外面的价格再怎么上涨，它们都可以通过提高国内成品价格来将成本转嫁给下游企业和普通消费者，从而继续创造亚洲、乃至世界最赚钱或世界500强“企业”的“神话”，这种“合法”的搜刮自己人民的做法恐怕只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才能够理直气壮地进行。由于现行吏治考核官员主要看GDP数量，大大小小多如牛毛的各级官吏既可以通过各种形象工程来增加GDP，为升官奠定坚实基础，又可以在各类“工程”中中饱私囊，名利双收是也！至于这种“发展”是否会造成环境的永久性破坏，是否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那又有什么关系？曾看到过一项把中国对于资源利用效率与日本所作的比较，结果是：单位能源创造GDP值，我“大”中华是“小”日本的1/9，是美国1/4，甚至只是印度的1/2！所以，这里要来谈论我们的资源多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在目前发展模式下，全世界资源也无法维持中国发展到日本目前的水平。是否可以说我们目前发展模式不是在增进人类福祉，长远来说是在毁灭人类共同的家园？我们目前的所谓“政绩”是否可以看作是未来“地球法庭”审判他们的证据？有了这样的视角，我们还有必要津津乐道于“在党的领导下”业已取得的“伟大成就”？

经济制度 

人类社会自建立国家这一驾御公众生活的机构以来，人们就再也无法逃脱它带来的种种制约，不管你意识到没有，它每天都在影响着你，甚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一生的命运。我们可以清楚感受到在经济生活中它的无处不在，在中国更是无所不能！前面谈到的资源性垄断影响就不重复了；我们同样知道关系民生的水、电、煤、气等也都是政府的囊中之物，三天两头的这个涨价，那个加“水”，多出来的钱都进了谁的腰包？这类垄断在一个本责在于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那里本来是件好事，但“我们”的政府是一个权力没有任何真正意义约束的“经济人”，它能不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它能自愿地制定出公平合理的规则来让大家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促进经济发展质的提高？近些年来政府“合法”干预经济活动更有变本加厉之势，民众能有何法予以撼动，哪怕是让它们稍有回心转意，让我们分哪怕是一小杯羹？这是权力无约束情况下政府经济人本性决定的，不改变现行政治体制，修修补补，几乎没有可能希望它们能够自愿地制定出关系民生的公平法律制度（说来滑稽可笑的是，“我们”的立法机构制定颁布的法律往往还没有行政部门下发的行政指令作用大，更不用说很多所谓的法律本来就是由行政部门起草的---部门利益“合法化”是也！）。

在中国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机会不公平。这既表现在政治权利的垄断，更延伸到经济领域。对于大量想自己开业的普通民众而言，工商税务部门的道道关卡就足以让你忙活几个月，即使你成功跨越它们，也绝非意味着万事大吉，种种“好事”在你开张之后还会不断来“关照”你，比如，工商、税务、城官的大小“督察”们，谁都可以让你体味什么是“君臣之道”的“真谛”！这里就不细说啦。那么对于那些想做一点“大事”的人来说，机会不平等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大家都知道，以前我们有所谓的计委、经委，现在它变成了发改委。这可是一个了不起的实权机构，它掌握着你干的“大事”能否梦想成真！比如，十年前，你即使拥有足够资本，也不需要从国有银行贷款，你要想进入整车制造领域就比登天还难，人家不让你进！为什么？这是国有资本的专区！国有与外资合资共但“风险”可以，民营资本？没门！所以，我们看到一汽、东风、上汽个个膘肥，但体壮了吗？本来是想在合资过程中让这些官家大小少爷们能学到一点真本事，可人家外资为什么要把核心技术给你这些本事没有，嘴巴很硬，靠着政府撑腰只懂得弄权的败家子们？反正人家靠着合资股份该拿的垄断利润一分不少！至于民间的家奴们，别做梦吧！当然最后还是在快要加入WTO了，托国际规则的福，中国的民间资本才得以进入这个被称为集工业制造技术于一体的整车行业。短短几年时间，以奇瑞为代表的民营企业不但开发出了自己的系列车型，而且还开发出了两升以下可以出口的自有产权的系列发动机。反观那些败家子们，20多年没有开发出一个象样车型，拿着民间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在外面耍阔气，买人家这个，买人家那个，搞回来以后还得打着人家的招牌来搞什么“正统”、什么“血统”，丢人现眼！那么，开发出发动机没有？有兴趣者自己去打听吧！事情既已至此，我们有必要总结吧？不！那可是又一个禁区！要是查出来是某个大人物的失误或失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愚蠢、愚昧而使中国汽车业耽搁了十几年是小事，影响了他的伟大形象和他的子孙们的光明前途可是天大的事！罢了吧！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作为脱胎于行政命令方式“管理”国家的政府，随着改革开始后经济整体结构向市场化转变，政府职能作相应转变应是题中之意、水到渠成的事，“我们”的政府顺应时势了吗？在《大部制改革猜想》一文中，我提到过在刚过去的这次行政改革之前已经进行过5次行政架构整合，但不幸的是（实际是必然）每次都沿袭着“压缩—膨胀—再压缩—再膨胀”的怪圈。陈志武教授在《我们的政府有多大？》一文中给出2007年中央财政帐面收入为5.1万亿，占GDP的21%，如果把各级政府预算外各项收入，如各项行政事业收费、国有企业“经营”利润、土地出让收入，以及各种资源税加在一起（不包括国有资产增值），政府总收入达到9万亿元之巨，相当于GDP的36.4%！他就我们预算内收入与美国预算（美国可没有我们的预算外！）收入（占GDP18%）的去处作了比较：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我们政府花去了约6000亿，占财政收入的15%，而美国政府则花掉了财政的61%。要知道，美国可是发达国家中最“不重视”这些方面投入，经济中没有任何国有成分的国家，但与其它发达国家相比这些支出还是不分伯仲，更是“我们”政府花在这方面的相对数的四倍，绝对数则是460元与5000美圆的对比。如果把预算外收入加进去，政府在这方面的投入比例只有不到8.6%！比例更是不到美国的1/7！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维持政府运行的开销：美国政府是透明的，它也是行政触角最广的政府，它的开销占财政收入将近10%，或GDP的1.8%；“我们”的政府要花多少钱来维持运转呢？这是一个尚未公开的数据，但根据可靠计算约花去了预算内收入的18%～25%，以20%计算，约为GDP的4.2%，如果加上占政府总收入43%的预算外收入，也就是GDP的15%，并假设预算外也以同样比例用于政府自身运转（可以说这是可以想象的最低比例了！想想看，没有列入预算，更没有任何监督的“小金库”里的钱能够如预算内，不管怎么说还有那么点“监督”的预算开销以同样比例用于自身开支？），那么，“我们”的政府要花掉GDP的7.4%才能使自己愿意成为朝九晚五的“人民公仆”！如果以人之常性来判断（本人不排除政府里有几个大公无私的人，但即使他们几个说话算数，对政府整体如何花预算外的那些钱应该没有多大影响），可以非常合理地猜想政府至少要花掉GDP的10%以上，也就是说中国每年增加的财富全部让政府里那帮人给扯平了。反观我们近邻日本，他们只花掉GDP不到0.9%就维持了一个在教育、医疗保健、社会保障及其它福利方面比我们不知好多少的一个政府，即使以高福利出名的欧洲国家也鲜有政府开销达到GDP1.5%的，绝大多数与日本相似！

这里只是讲政府花销（给一个数字：去年各级政府在公车方面的开支在2000亿以上，与国防预算差不离），更大的问题在于利益背后行政观念的极端落后，如果不是反动的话。前面谈到的汽车行业准入制绝非个别领域，实际上，在利润高的所有领域都是行政关卡重重，民营企业往往是最后获得准入的，有些行业即使进入了也是受制于国有垄断“企业”。这些垄断“企业”在享受高额垄断利润的同时，还扮演着那些民营企业管家婆的行政角色，收取费用或设定配额制来限制民营企业发展，更谈不上与这些垄断寡头竞争了！这些做法是促进经济发展，还是阻碍社会进步？我想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会有自己心里的一本明帐！ 

在经济发展中政府本来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当然不是那些形象工程和绝对是世界超一流的办公大厦所代表的，而是应该促进社会公平，从而促进经济健康发展。举例来说，通过税收与转移支付就可以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减免中低收入家庭的税负以增加他们的收入就可以促进消费增长与第三产业发展，进而扩大就业等。但“我们”的政府是怎么做的呢？上文提到的种种行政关卡不说了，政府自身运行浪费那么多资源也不再提了，占GDP高达36%的实际税负，除了垄断企业外，民营企业还能在多大程度上靠自身努力来赚钱，来扩大生产、提高品质、投入研发？如果某个民营企业可以大赚其钱，在中国目前状况下，不是纯粹的一时运气，那一定是把地方上那些随时可以卡他脖子的那些大爷们搞定的，或曰另一种“风险共同体”吧。有了这样靠山的民营企业也就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营企业，努力上进，公平竞争的愿望必然大大减弱，成了“地下国有企业”了，由于要供养那些大爷们，企业主们必然对企业中，也是社会最底层的普通打工者极尽压榨之能事。在这样的企业，这样的社会能有真正和谐可言？这样的企业是在促进还是破坏社会进步？当然，现象产生的根源还是权力不受制约的政治制度！我们能够把中国目前在物质上取得的一点进步归结于这种没有任何改变迹象的制度？在我看来，这种进步是民众在突破种种关卡后自身智慧和创造力的有限发挥而已，虽然这有限发挥所创造的财富大多数被政府搜刮去了。

总而言之，中国现在取得的有限进步，根本不是官方所说的那样。如果非要说它们有什么“功绩”的话，那就是在自身面临行将倾覆的时候，不得已放松了一点点控制（安徽凤阳小岗村冒着杀头风险所进行的包产到户尝试，也是许多民营企业和‘开明’地方政府所采取的‘套路’）。这之后的发展使政府尝到了真正的甜头，他们明白资本主义原来确实比自己那套意识形态教条要强多了！但是，使他们得以不断增进甜头的权力则不能随便放弃！权力在“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什么不能也来个自身价值的最大化？经济学活学活用是也！所以，我们的“改革”要一步一步来，具体的权力要一个一个漫漫地放，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体现权力这一稀缺资源的市场价值！如果一步改到位，我们这些个个学历不凡的大爷们不是做不成大爷了？但桌面上可不能这样说：我们必须要坚持GCD领导，因为我们有‘XX理论’、‘XX代表’，我们所做的代表国家，而我们是‘人民共和国’，所以也就是代表汝等利益嘛！再者，中国历史上最多的是动乱，是混乱，而你们草民们不是也明白混乱对你们最为不利吗？所以，我们一步一步来是要保持稳定，是为你们利益着想，千万不要听瞎嗑在这里瞎忽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