耻辱的八月的记忆

愚民

时光的流逝可以让人丢掉很多的记忆，然而，凡是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的那代人，无论曾经怎样的饱受凌辱，怎样的苟延残喘，怎样地双手沾满了淋漓的鲜血，心中的那片荒漠上的枯枝上永远飘忽着耻辱的红袖标。即使罪恶重新被套上美丽的花环，我们再也不会盲从，再也不会把魔鬼当成神圣，因为我们已经被谎言欺骗了大半个人生，我们已经被伪善和说教夺走了童贞和青春，我们不想再在夕阳无限的时候，让自己的灵魂困顿于囹圄的牢笼，我不想让我的后人继续沿着无知、愚昧、为虎作伥的脚印前行。上苍之手轻轻的落在我的肩头，一个遥远而又亲切的声音告诉我，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和义务让过去的罪恶昭示天下，让曾经的暴孽受到正义的鞭达，让被粉饰的历史还原于本真的面目，让选择性的忘记重新变成清晰的思考。

我抚摩着心灵的创痛艰难的来到一九六六年的八月，亲手撕下那一张张血染的日历，微风佛动着颤栗的琴弦，群山万豁，江海平原轰然响起狞笑、呐喊、呻吟、和怒吼的历史的颤音。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正在经受着自盘古开天地，人类文明史上极其罕见的全面惨烈的浩劫。一个人成为上帝，亿万人坠入深渊。荒芜的夜空上没有一丝星光，残忍的大地铺满了虚假的谎言，空气中飘满了无知的污浊。

一九六六年的八月，毛泽 东秉烛悬灯，致信红 卫兵小将，向那些正在对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们作战讨的红卫 兵战士们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同时，他老人家还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贴在了中南海的大院，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试图将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 命打下去，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的国家主席刘 少奇。中共中央接受了他老人家的主张，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同时宣称他老人家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并且天才的、创造性的、全面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他老人家的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面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党全国人民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一九六六年的八月，整个天安门广场成了红色的海洋，红旗如潮，人浪翻滚，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霄。闲庭信步于金水桥畔他老人家欣然接受了“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舵手、伟大统帅”和“红司令”的光辉称号。从那一刻起，人们手里有没有红宝书，会不会背诵毛主席的语录，成了是否忠于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的试金石；从那一刻起，佩带、制作和收集毛泽 东的像章演变成了一种空前绝后的狂热，从那一刻开始，一个人的思想竟强行地置入到了亿万人的脑海之中。

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全国人民向狂热的宗教崇拜一样，开始了他老人家的画像“早请示、晚汇报”，如果你不能熟练的背诵出一条完整的毛主席语录，你就别想上火车，你就别想进商店买东西，你就别想进出任何公共场所；从那一刻开始，几乎所有城市的大街小巷都涂满了红色的油漆，几乎所有的农村都竖起了红色的牌坊。中国人民不仅要解放自己，还要解放全人类的口号响彻云霄；中国人民不仅要自己红到底，还要世界山河一片红。就连许许多多的红卫兵组织都冠以“红到底造反兵团，红到底革命战斗队”等第富有战栗性的名称。

一九六六年八月，赤县神州无处不在飘荡着造反有理的呐喊之声，飞沙走石，天地无光，群山为之胆寒，江河为之震撼。一个鲜血淋漓、冤魂飘零、弃绝良知、颠倒黑白的时代令整个中世纪的昏暗和愚昧的历史无地自容。热血沸腾的革命造反派们向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起猖狂的挑战。他们制造了震惊世界的王府井玻璃之夜，霓虹灯化为浓烟，火光爆裂开来，玻璃片向暴雨一样喷射到电马路上，他们愤怒的捣毁出售资产阶级服饰和用品的百货商店，他们灭绝人性的把女人们的长发、女孩们的大辫子，高跟鞋、花裙子统统当成资产阶级的残余势力加以扫荡。

自从毛 泽东在天安门前把宋彬彬的名字改成宋要 武之后，人们争先恐后的把自己的名字改成“红岩”、“卫东”、“捍彪”、“继红”。北京的东交民巷被改为“反帝路”，早在一九二一年由美国洛民基金会创建的协和医院被改为“反帝”医院；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换成了“红卫兵战校”的招牌。 在弥散着浓浓腥臭的血统论色彩的土地上，阶级出身成了对人的判断的至高无上的标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口号甚嚣尘上。一直饱受歧视的血统低贱的黑五类及其子孙们，又一次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们向猪狗般被任意的屠杀和糟蹋。只要你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家庭，你就理所当然的是“狗崽子”，你就没有权利进商店，你就没有权利坐公共汽车，你就没有权利在医院看病，你死了连火葬的权利也没有，你甚至连结婚生育的权利也没有，你只能在这个饕餮横行的世界自消自灭。

在把剥削阶级的思想和肉体一起消灭的血腥的日子里，拥有私人房产的黑五类们在房产局排起长龙，争先恐后的上交房契。究竟有多少黑五类的成员以及他们的子孙在那个黑暗无光的岁月里惨遭毒打、凌辱和杀害，恐怕永远都是一个无法澄清的恒河数字。仅一九六六年一个血腥的八月，仅北京、上海、苏州就有三十多万户黑五类的家庭被抄家后扫地出门。在亿万件珍宝、数万两黄金、白银和无以记数的现钞，被造反派们以革命的名义非法掠夺据为己有之后，他们只好两手空空只捧着一本毛主席语录被强行赶回到了原籍，他们在艰难地熬过一路上的白眼、毒打和侮辱之后，等待他们的将是更加充满蛮荒、更加充满仇恨的炼狱。

也就是在那个血雨醒风的八月，红卫兵在北京大兴县对四类分子大开杀戒，先后有三百多人被无辜杀害，二十多户人家被满门抄斩，就连襁褓中的婴儿也惨死在刽子手们的铁拳之下。在北京，一个被皮鞭和铁链打倒在地的地主婆，竟被站在肚子上的女红卫兵活活踩死； 一名女教师在被她平时视为掌上明珠的学生们暴打之后，又被那些如花的少年在她的头颅之上钉上一排排图钉。在湖南省的道县，一群双臂被用铁丝捆着的地主富农连同他们的子女被村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死刑之后，向没有任何生命价值的石头一样被从大山的“硝眼”处抛进深不见底的溶洞之中。

也就是在那个血雨醒风的八月，数千年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宗教文明惨遭涂炭。分布在中华大地上的所有的寺院、道观、佛像和名胜古迹、字画、古玩统统当成“封资修”的化身被焚之一矩。北京颐和园佛香阁的释迦牟尼的头像被砸碎；上海的普希金铜像被推倒，宋庆龄父母的坟墓被捣毁；山东冠县、武训的尸骨被示众游街；在海南岛，椰风蕉雨拥抱的海瑞墓被砸烂；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石佛的脑袋被砍掉；山西代县始建于一千六百年前的北魏太延年间的天台寺的塑像和壁画被掠夺一空；青岛崂山的道家圣地大小道观无一不在烈火中哭泣；在孔子的故乡，孔庙中的“万世师表”的金匾被焚毁，孔老夫子的彩塑像被挖眼掏心；“衍圣公”被暴尸于光天化日之下。

也是在那个血雨醒风的八月，革命小将们高喊着“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口号，点燃了一堆堆熊熊大火，凡是带有封资修色彩的书籍、字画、戏装、道具、文物、服饰统统都成了革命的殉葬品。在冲天的火光之中，一个个彪炳星月的文坛巨匠、艺术天才残遭迫害。老舍不堪忍受人格的奇耻大辱跳进了他曾用无数美丽的语言编织的那一湖碧水；红色艺术家的孙维世一丝不挂的，在头颅上被人钉进了铁钉之后死在大牢阴冷的草堆里；黄梅戏演员严凤英头上被扣上十三顶反革命的大帽子，含恨而死，死后还要被开膛剖腹收查在她肚子里是否安装了国民党的电台。

我不忍心写下去了，我们今天所能得知的极其有限的冤深似海的资料大多是一些名人的血泪，可是在那样一个群魔乱舞的年代，有多少无名的小辈以更惨烈的方式殉葬在红色的魔爪之下，恐怕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如今像遇罗克、林 昭、张 志新等等血淋淋的名字，逐渐被与他们共同走过苦难漫长之旅的同辈们所慢慢的淡忘，年轻一代依旧生活在只有一种宣传载体的新闻管道里，在选择性忘记历史的今天很少能知道半个世界的历史，充斥于耳的确是那些铺天盖地的对几百年封建帝王的歌功颂德。因此，才有了二十一世纪的尾声，又重新点燃了对集权主义的崇拜；才有了毛泽东的名字在一段时间里又向春雷般的在中国的上空响起；才有了把毛泽 东的语录凝练成更加简化的招牌，在中国乃至全世界旧货市场上推销和贩卖。一个不愿意承认历史的民族永远都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一个不愿意承认历史的人绝对不是一个贤明的圣人；一个封杀历史的人永远都会被后人所唾弃。

我真的不想再写下去了，我不知道毛主席他老人家一次又一次的接见百万红卫兵究竟要干什么？千千万万人的大串联究竟给国家的经济造成了多大的损失，那些一路上耀武扬威的白吃白住的红 卫兵小将，究竟给本就苦不堪言的中国老百姓带来多大的经济负担？我不知道星罗棋布在祖国大地之上的五七干校究竟化了国库多少银子，有多少仁人志士在那里监禁和洗脑，有多少人在那里殉葬了青春和热血？我不知道有多少电影、诗歌、戏曲等文化艺术作品被当作“封资修”的毒草被连根拔掉，有多少文化艺术作品的主人被丢进了红色的炼狱和坟场？但我知道在那一场政治阳谋的发祥地，所有的人士都噤若寒蝉，整个中国文学艺术舞台上只剩下了八个样板戏，两个芭蕾舞剧，一个交响乐，在美术馆里只剩下一个泥塑《收租院》和一幅油画《毛主席去安源》。

我不知道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这句口号是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我知道无论是刀把子还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任何一次暴力运动，都会出现是尸骨堆成山、鲜血流成河暴戾的画卷。为了权术的变换，被鼓惑或被强迫充当替死鬼的冤魂们那一个不是贫家的子弟。当红色恐怖在神州大地蔓延滋生，文攻武卫指挥部和战斗队的旗帜高高飘扬的时候，多少青年为了一己私欲的骗局大打出手，自相残杀。

凭我个人的感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真正惨烈的阶段不是破四旧，也不是文攻武卫，而是军工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工厂学校后，一场横扫千军如卷席的的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令多少人骨肉分离，生灵涂炭。他们以革命和爱国的名义，将以各种方式揪出来的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来一次完全彻底的大清算。到处都是打人的集会，到处都是血腥的坟场。究竟一个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到底杀戮了多少黎民百姓，恐怕连老天都不会知道。  

至今，我都无法明白为什么我们政坛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要用那些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祭奠战旗？从批判《武训传》、批红楼梦的唯心主义研究、批判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到批判“合二而一”论、批判“时代精神汇合论”、批判《海瑞罢官》、批判《二月提纲》，中国的文坛一次又一次的被专制的大棒打得血肉横飞。从一九五五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一九五七年的大鸣大放百家争鸣、一九六二年的反党小说刘志丹，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家村黑店，那一次不祸及全国，那一次不秧及数万计的文化精英。什么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什么明成祖和清王朝的文字大狱，与我们相比，真是蚂蚁圆槐夸大国，饕餮见到了大熊罴。秦始皇只消灭了儒的肉身，而我们不仅要消灭了傲骨铮铮的知识分子肉身，而且还要摧毁了整个知识界的心灵，抽掉了他们身上可贵的脊梁。

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为中国知识界增加了一部新的血泪史，军工宣传队把副教授和学术上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几乎都称为“反动的学术权威”，他们以各种反革命的名义被被批斗、强迫劳动。胡平先生在他所著的《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中的一段精彩的文字，给一代苦难的知识分子们做了最精彩的概括“没有永远的团结，只有永远的斗争。没有永远的摘帽，只有永远的改造。没有永远的真诚，只有永远的韬略。” 在经历了惨烈的思想毁灭之后，中国的知识界才有了痛定思痛的大躁动，才有了新的人格成长起来的思想的养料。

然而，胡平先生所期待的青鸟真的长上了自由翔飞的翅膀了吗？没有，真的没有，没有独立人格的思维又怎么能挺直匍匐的脊梁，有人曾在一次次暴虐后试图轻轻的抬起胸膛，有人试图在一次次摧残后试图轻轻的煽动一下柔嫩的翅膀，但他们很快就被极左的惯性或既得利益者们以“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新的革命的名义扼杀在萌芽之中，整个知识界慢慢的丧失了人格的代价，慢慢的丧失了的他们和前辈们多少年来前赴后继的对民主的渴望，对历史的责任，对自然的热爱，对苦难的同情，对国家赤诚。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开始向邪恶跪倒，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成了集权者们的同路人，他们摇身变成了既得利益集团的辩护士，他们也和专制权利的卫道士们一起把民主等同于躺在小姐们的怀里听听靡靡之音，等同于在手机上发送几条黄色信息，等同于一个好端端的老百姓一走进官场就变成了坏蛋。他们也开始鹦鹉学舌般的把不实行民主的理由归罪于中国人民的素质，他们也开始把曾经的伤痛当成了甜蜜的回忆，并把这种回忆编织成美丽的花环戴在救世主们的头顶。如此，才有了“人类心灵的工程师”、“白衣天使”、“人民的公仆”、“红色的长城”、“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们共同投入金钱的怀抱的繁荣盛大的场面。

翻开历史不难看出文化大革命发动者的初衷之一是想打倒身边的赫鲁晓夫，整肃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痛打落水狗”的极具煽情口号的鼓惑下，几乎所有的当权者都被当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游街批斗，被丢进了牛棚，被赶到了五七干校，直至一部分人被迫害致死。刚直不阿的彭德怀元帅被被打得额头流血，肋骨骨折；上海市教育卫生部部长常溪萍在几十万人的誓师大会上，被打得血肉模糊，令他在屡遭折磨之后含恨死去；一个六十多斤重的大铁帽子扣在了鲜血淋漓的煤炭部长张霖之的头颅之上，他趴倒在地上，口涌鲜血，疼痛的痉挛扭曲了他身上的每一根神经，他的左眉骨被打塌，他的后脑勺骨被打裂，终于吻着湿热的血腥闭上了沉思的眼睛；凭两把菜刀起家的贺龙元帅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竟用雨水来排解难耐的饥渴；双腿骨折的罗瑞青大将被放在竹筐里，向展示一只猴子一样被抬到会场接受审判；国家元首刘少奇被冠上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三顶比泰山还要沉重千万倍的大帽子，遭到了他当年不遗余力加以吹捧的人民的大救星的清算，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日，他已丧失了做人的一切的权利和尊严，他浑身糜烂腥臭、他骨瘦如柴、气息奄奄，他蓬乱的头发足有二尺长，悲惨走完了生命最后的时日。

如果不是对走资派们所遭受到的惨无人道的迫害深表同情的话，我真的不想把他们的遭遇与中国的知识精英和普通善良民众的悲惨遭遇相同并论。多少回我仰望晴空，多少回我凝视大海，一个个比西玛拉亚山还要高大的问号赫然的出现在历史的天空。我不得不向那些有幸活下来的走资派们虚心的发问，你们真的没有认真的思考过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场空前绝后的历史大劫难吗？为什么这场劫难的阴魂依旧迟迟地不愿意退出历史的舞台？为什么你们不凭着你们的资历，把你们继承者们身上的左魔彻底清除干净。我不知道你们在我们的国家所发生的所有的左祸中，都曾扮演过什么样的脚色？但我知道彭德怀将军在惨遭迫害的时候，你们都看出来灾难制造者手里牵着的不是马，而是一只鹿，而你们却昧着良心地把鹿说成是马，而把说成鹿的彭大将军推下了苦难的深渊。我知道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老人家拿彭罗陆扬血祭战旗的时候，你们没有一个人肯仗义执言，你们全都在落井下石，你们全都在检讨自己对权势的态度，对被祭旗者们群起而攻之，什么民族大义，什么战友之情，在自我保护的一片慌乱中全都化为乌有。

你们是走资派，在你们的身上毕竟还有些权力的震慑，批斗你们的人毕竟是有一定文化涵养的人，可是那些被泼了几十年污泥浊水的极其普通的“阶级敌人”，那些被赶到蛮荒之地的右派分子们，那些统统被赶回老家的黑五类们，他们面对的却是比你们还要惨烈千倍万倍催残和迫害。我还想过，如果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四人帮而是所谓的走资派的其他最高首领们，历史的结局是不是还会发生惊人的相似。历史一次又一次的轮回不是人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只可惜这么一个关乎着我们民族兴衰的根本的课题一直被锁在红色的保险箱里。我也曾经想过，像我这样没有任何权利欲望的小小老百姓，如果在这种体制下混迹官场，我还会为了开明的民主的制度的诞生大声疾呼吗？我还能够跳出按“既定方针”办事的强大的历史氛围吗？我还为能辅助几个苦难的失学儿童去奔走呼号吗？我还为饿倒在街头上的讨饭人掏出腰包里所有的金钱吗？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与金钱、权欲、美女搏杀之中，我还会选择前者吗？

我不敢说谁的思想本质缘于对人类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反叛，谁的思想缘于极端的自私和对于他人的蔑视。但我知道一个人一旦被训练成了集权者们的奴隶和工具，他就会在所谓最高利益原则下抛弃良知、善念。权欲可以让人的所有的私欲膨胀到极点。放弃权欲，真心为公，只要有这样一批能挺起脊梁的人能够脱颖而出，只要有这样一批人能走上最高的权利集团，那我们的民族希望的春天才会真正的到来。

参考文献：

高皋著、文化大革命、天津人民出版社

扬健著、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

李元奋著、哀哉中国左祸、中国记实文学出版社

胡平著、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广东旅游出版社

“历史在自由的一边”

——重温殷海光的预言

傅国涌

上个世纪60年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似乎正如火如荼、方兴未艾，在孤岛台湾，一个热烈地追求自由的知识分子殷海光（1919—1969）就坚定地预言——狂澜已在退落，“历史在自由的一边”。这是他在1965年底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展望》第十三章《世界的风暴》中提出来的，他以强有力的逻辑力量和常识理性深刻地指出了当代共产集团的弊病，毫不留情地批判“泛政治主义”以及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等违背基本人性所导致的灾难。但是他从不可摧毁的信念出发，乐观地预言了“历史在自由的一边”。其时，他本人正遭受着国民党专制势力的严重迫害，被剥夺了在大学的教席，贫病交加，离生命的终点已没有几年。

这个预言要比尼克松的“1999：不战而胜”早了二十几年，殷海光在这个苦难的世界上只活了50年，在他身后二十年，共产主义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在东欧、苏联一个接一个倒下，他的预言实现了，历史固然在自由的一边。即使在他的祖国，在古老的大陆上也曾发生过震撼世界的自由风暴，虽然最终以流血的告终，但却预示了殷海光的同胞——这些黄皮肤、黑头发的人类也终将要拥抱自由，暴力可以暂时阻挡人类追寻自由的脚步，却不可能永远阻挡这一进程。当全世界都沐浴在自由的阳光下，我们这个“最后的角落”又能等待多久？在殷海光晚年栖身的孤岛，他曾经为自由奋斗、受难的土地上，自由的阳光已经洒满，自由的种子已遍地生长，其中包含了他和同伴雷震等人当年的汗水、努力和智慧，胡适喜欢的一句话：“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

殷海光出生于1919年，不少年轻时与他走着一条不同道路的同时代知识分子，到了生命的晚年竟然也在海峡此岸踏上了他走过的那条道路，朝自由走去，历史就是这么奇诡。顾准是1915生人、胡绩伟是1917年生人、许良英是1920年生人、李慎之是1923年生人……，这些殷海光的同时代人几乎都是青年时代追随共产党革命，以为革命是通向民主、自由的必由之路，满腔热血，无私地献出了自己的青春。然而在革命高歌行进、刷新历史之后，等待他们的却是接连不断的运动、一场接一场的灾难，革命吞噬自己的孩子，他们中的大多数未能免于“反右”的浩劫，即便侥幸漏网的也难逃“文革”的网罗。20世纪50年代，殷海光以笔为枪在《自由中国》书写了无数自由的篇章，即使在《自由中国》被查封、雷震锒铛入狱之后，他也没有屈服过，没有向专横的国民党低下高贵的头颅，继续以充满道义关怀的思想和学术研究影响社会，不倦地追求自由的理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因此而成为五六十年代孤岛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与他相比，他同时代即“五四”前后出生的这一代知识分子在大陆产生影响却是八、九十年代以后的事，至少比他们同时代的殷海光晚了三十年。顾准于70年代初含恨而逝，举国之大几乎没几个人知道他在黑暗隧道中的思考，直到1995年《顾准文集》出版，他的思想、言论才开始影响社会。李慎之真正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应该是在1999年《风雨苍黄五十年》洛阳纸贵之后，《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者、科学史家许良英80年代即以倡导民主与科学著称，但他影响最大的时期也是在90年代中期，他发出“宽容呼吁”之时。在某种意义上，特别是在通往自由的路上，大陆无疑也要比孤岛滞后了大约三十年。

好在“历史在自由的一边”，这不仅是殷海光四十年前的预言，差不多与此同时，一个叫做林昭的女政治犯在一个暗无天日的监狱里用淋漓的鲜血写下了她对自由的热切渴望，“自由，这个人类语言中最神圣、最美丽、最高贵的名词，永远燃起人们特别是青春心灵之最强烈的爱恋与追求的感情！”自由是人类不灭的追求，就凭这一点，我们也没有理由怀疑“五四之子”殷海光的预言只适合于其他民族，而不适合于他自己的祖国。

                                                            2004年10月6日

贼国故事

（当年狂人现已转世，却不再写日记，改写博客了，下面就是一篇此狂人的日志，陆迅把它摘录、整理了一下，以飨读者）

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伟大的国家，有一群优秀的、杰出的国民暗熟撒谎的技巧，他们靠集体撒谎的方式统治着这个伟大的国家。

     这些国民随时随地都可以信口拈来一个匪夷所思、高瞻远瞩的谎言；

     他们可以把任何残盆破碗描述成世界一流的珍贵文物！；

     他们想人之不想，能人之不能；

     任何国家的最好律师都比不上他们的三寸不烂之舌，

     集体撒谎国有一个秘密——这些优秀的、杰出的国民大多数还有一个恶习——偷窃，他们的名字以贼为姓：贼公、贼婆、贼子、贼孙……他们都是集体撒谎国的“精英国民”，他们罩着印有“精英国民”字样的外套，做贼时，鬼鬼祟祟；平日里，风光无限。

     贼甚狂，平日行窃，明目张胆，见者甚多，然惧贼势大，隐忍不敢言！ 

     贼亦甚蠢，行窃时常恐忘记归路，故不忘标记于道，国民亦知之，然惧贼凶狠，亦隐忍不敢言！

     这些贼惟利是图，毫无道义可言：

     利之所趋，则成群结队，推杯换盏，颇有桃园结义之象，实则狐群狗党，蛇鼠一窝，窃取山河之资源、百姓之血汗。

趋之所利，则相互争竞，以至于贼公偷了贼婆、老贼偷了小贼、贼侄子偷了贼儿媳等等，骂骂咧咧，吵吵嚷嚷，倒也热闹非凡；

利尽则散，呼哨一声，如同鸟兽聚会遇袭，个个无踪无影，往日贼界精英，化做今日神行太保，惶惶似乌合之众，忙忙如丧家之犬，落荒而逃，惟恐滞后。

     集体撒谎国的其他国民大都认得这群家贼，极少数人有胆量掀开他们“精英国民”的外罩，证实他们披有贼皮，集体撒谎国的领导为了掩人耳目，便抓几个小毛贼，大肆宣传，以示廉政之决心。

     这些贼，还有一高超的计谋，他们总是在行窃时，留下一点点残羹冷炙，以便让其他国民聊以果腹，继续创造财富，形成可持续性行窃机制！

     有三兄弟，勤于耕作，奈何家中之粮种皆亦被盗，来年无以为生；三兄弟忍无可忍，奋然起立，发誓讨贼；众人闻之窃笑，以为异类……。

血色青春

 　　少年时，看向秀的《思旧赋》，很不以为然，纪念友人，何必吞吞吐吐？长大了，才知道，原来有些话是不能说的，过去是身首异处，现在则可能亡命天涯。

　　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从来没想到青春会和血连在一起。总在想那些烈士的血已经流尽了，在红旗上清晰的闪烁，从此阳光明媚，但那一夜我突然知道，生命还是可以以这种方式结束，而且没有任何祭奠。

　　是的，我依然要屈辱地活下去，没有任何理由。那一夜，中国改变了，连道义的遮羞布都被撕去，官员放心地去贪，奸商放心去掠夺，人民违心地沉默，只有几只犬在吠，想把羊群赶到一起圈养。我突然感到鲁迅运气真好，至少那时有蔡元培，有租界。

　　我无法告诉自己的孩子，因为我害怕他质问我的怯弱，更害怕他对世界再不报希望而从此走向了游戏人生。血总不会白流的，至少它还证明着生命的存在；血也不会总是在流，因为世界正在走向文明。虽然独裁者还会躲在世界的某个角落，不时亮出他们锋利的牙齿，把几个有血性的无辜的生命吞入腹中，但迟到的审判是早晚会降临的，我坚信这一天。

　　今日，北方凄风苦雨，他们正追思着什么？

转自网友:风过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