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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31 70年代出生的人70年代出生的人
下面文字来自《站在菜园子外的猪》.同年代的人或有同感.
生于70年代中末期的我们到了应该可以做父亲的年纪了，在这样一个滑稽的让人绝望的年代里。 August 24 《史记》中的"另类"记述《史记》中的"另类"记述 但凡执笔写作之人,均有自己之立场.在这一点上司马迁的《史记》也未为例外.从三皇五帝直至汉武帝太初年间,他所记述的基本上可以概括为是帝王将相,公子王孙以及诸子百家的传奇演义.尽管他否认《史记》是500年后的《春秋》,是寄自己的政治抱负于文字档案(《春秋》被认为是孔子以史为纲来阐释他所认为的平定乱世,复归太平盛世的君臣之道),但是,他的著述目的还是非常清晰, 虽然通篇不见枯燥说教,但与《春秋》实无二致.实际上,《史记》中的各路人物便成了“说教”的载体. 这些人物当中唯一可归入“另类”的当属汉武帝治下的“太平盛世”时期在都城长安以占卜为业的司马季主.他出现在《史记》列传的六十七篇《日者列传第六十七》.司马季主的言论与《史记》通篇的格调似完全不同,读来实在有一种酣畅的感觉! 司马季主是楚国人，当时在长安的东市开设卜馆。宋忠这时任中大夫，贾谊任博士。有一天休假出朝，两人相伴而行,边走边讨论讲述先王、圣人治国方略以及人情世故，彼此颇多慨叹。贾谊说:"我听说过，古代的圣人，如不在朝廷做官，就必在医师、卜者的行列里，到日前为止，我已见过三公九卿，以及朝中士大夫，他们的情况，都可说已经了解了，我们试着去看看那些卜算者的风采吧!"于是两人同车到市上，并游览到卜筮篮的馆子里。天下着雨，路上行人很少，司马季主正闲坐在里面，三四个弟子陪侍在旁。他们正在探讨天地间的道理，日月运转的情形，推究阴阳吉凶的本原。两位大夫很礼貌地求见，司马季主看他们的貌相，好象心里有数的样子。上前以礼相见，叫弟子引他们就坐，坐定之后，司马季主再继续前面的话讲下去，分析天地的起源与终止，日月星辰的运行轨迹，还参入仁义之间的关系，陈述吉凶的行兆，共说了好几千言，所说无不条理顾畅。 宋忠、贾谊非常惊异而有所领悟，整理冠带，修正衣襟，低头恭敬地端坐着说:“我看了先生的容貌，听了先生的说话，私下观看当今之世，觉得您是我等从未见过的高人，为什么地位如此低下,职业如此卑贱呢?严司马季主捧腹大笑说:"看大夫的模样，好象是有道术的人，为何见识如此浅薄,言辞如此世俗呢?到底你们所认为的圣者是怎样的人?所认为高尚的人又是谁呢?怎么只拿地位、职业来判定长者属卑微低贱呢？” 两大夫说:“尊贵的官爵和丰厚的俸禄是世人所认为高尚的。只有贤者才能高居上那种位置.今天先生所处不在那种地位，所以说是低微。说话不能令人信服，行为不能切合实际，取用不能合情理，所以说是低贱。卜箍者是世俗所轻视的。世人都说:‘卜者，多喜欢夸大怪诞之辞，来迎合人们的心意。虚伪地抬高人们的禄命，来讨人们的高兴。擅谈灾祸，来使人们忧伤，假借鬼神，来诈取人们的钱财，要求厚重的拜谢，来求自饱。’这都是我们所认为可耻的行径，所以说是低微啊!” 司马季主说:“二公暂且安坐!二位见过披发童子吗?日月照到他，他就行走。不照就停止。问他日月的疵瑕和吉凶，却不能顺理回答。由此看来，能知道分别圣与不圣的人实在太少了。” “大凡圣者的行为，都是以率直的言辞来做正直的劝谏，三次劝谏不能接受就引退下来。他称誉别人，并不希望别人回报;讨厌别人,并不顾别人的怨恨,只以便利国家大众为急务。所以做官如果不合他的意愿就不出任，俸禄如果不能和他的劳力相称也不接受，看到心术不正的人，虽位居高位也不会尊敬他，看到行为有污点的人，虽居尊位,亦不愿屈居其下。因此对于做官，得到了并不认为可喜，丢弃了也不觉得遗憾。如果不是他的罪过，虽然屡受屈辱，也不会觉得内心有所愧疚。” “现在先生们所说的贤者,都是些可耻之辈. 低三下四地侍奉,奴颜悲膝地吹捧;以权势相勾引,以私利相引诱;结党营私,排挤正人君子,以求尊宠名誉,享受公家的俸禄;谋求私利,歪曲国家法令,抢掠民众;凭借官位作威作福,将法律当作自己的工具,来行逆施暴.他们与手持利刃劫人财物之徒有何区别!刚做官时,竭力弄巧使诈,虚报功绩,用空洞无物的文书去欺骗主上,以便爬上更高位置;做官不肯让贤,炫耀功绩,以假乱真,以无为有,以少为多,来获取权势高位;大吃大喝,携带美女歌妓,驱车游玩,却不管自己的父母,触犯法律,残害百姓,挥霍国家财产.这些其实就是做强盗而未拿弓矛,劫掠攻杀而不用刀箭,欺凌父母而未被治罪,弑杀君主而未遭诛伐的家伙.凭什么认为他们是高人贤才呢？” “出了盗贼不能禁绝，蛮夷不服不能感化摄收，奸邪兴起不能遏阻，官吏胡作非为不能惩治，行政措施和季节不配合，不能使他调和，五谷不丰又不能适当调济.有才能之人不做事乃为不忠，无能之徒却占据高位贪图傣禄，阻碍贤者为官，这叫窃取官位。有靠山的人就重用，有钱财的人就受到礼遇，这叫虚伪。你们难道没见过猫头鹰和凤凰的飞翔吗?兰正和芎穷等香草被丢弃在旷野里，而象篙萧类的野草却长得象密林一般，使正人君子隐退而不能留名青史的正是你们这种人啊！” “述而不作，乃古时君子信奉之道义.今天的卜者，上必须效法天地定律，下必须取象四时变化。再配合仁义的原则，分别龟策定出卦名，旋转拭盘，端正繁棋，然后才能谈天地间的利害和事情的吉凶成败。以前先王奠定国家必先以龟策定日月。然后才代天治理政事。间定时日，然后才敢迁入新居。生儿子必先占卜吉凶，然后才敢受胎怀孕。从伏羲氏画八封，周文王演化成384爻而后天下大治。越王勾践仿文王八卦为阵势，终于大破故国，霸主天下。由此看来，卜筮这件事有什么背负大道呢?” “况且行卜筮的人，必须扫除洁净然后设坐，端正冠带然后才谈论事情，这就是有礼的表现。他们的言语能役使鬼神，因而得到祭飨，忠臣因而侍奉他的主上，孝子因而能供养他的双亲，慈父因而能蓄养他的孩-子，这就是有德的表现。只要能花用为数近百的小钱，生病的人或能因而痊愈，将死的人或能因而起生，患难或能因而避免，事业或能因而成功，嫁女儿、娶媳妇或能因而得以养生。如此功德，那里只值数十百个铜钱?这就是老子所说的‘有崇高品德者不以有德自居而更显德之厚’。今天的卜筮者，都是给人以大利益，而所得的酬谢却很少。他们与老子所称许的人难道有什么不同吗?” “庄子说:‘君子在家里面没有饥寒的忧患，在外面没有被劫夺的顾虑，位尊不忘恭敬谨慎，位贱不嫉妒他人，此乃君子之道也!’以今天卜筮者所从事的职业而论，累积的钱财无法成堆,储藏的物品也不需要仓库,搬家不用车,行装不多,但停下来过日子却不用愁。拿着取之不尽的东西(这里应指卜筮者所拥有的智慧)周游世界，即便庄子也未必会比他们做得更好。你们为什么说不能从事卜卦呢?天象若显西北方向有不足，则星辰移向西北;地理上东南方有不足，是故有大海为池。太阳到了中午必定移向西，月亮到了圆满必定趋向亏缺，先王的圣道有时存在有时损减。你们要求卜者说话要讲求信实，不是也令人大惑不解吗?” “你们见过说客辩士吗?思虑事情，策定计划，必须靠这种人。但是，他们都不是只用一两句话就能让君王心意高兴，故而言必托称先王，甚而追思上古。思虑事情，策定计划，夸赞先王的成功，指论他们的过失，使君王有所喜又有所忧，以求达致他们对君王的期望，世间再没有比这种人说话多而且善于浮夸的了。然而要想强国成功，尽忠主上，没有这样又行不通。今天的卜者，是引导迷惑、教化愚蠢的人。那些愚蠢迷惑的人，怎么能用几句话就让他们知道其中道理呢?因此说话不厌其繁.” “所以良马不可与疲驴同架，凤凰不可与燕雀为伍,贤者则也不能与不肖小人同堂。因此君子常居于卑下隐微之地以图避开世俗之人，他们精于观察天理人情与世间万象，借此驱除祸害，彰明天性,助上养下,多立功德却不求高位。你们只不过是只会叽叽喳喳,夸夸其谈之辈,如何明白长者之道呢?” 宋忠和贾谊听得精神恍惚，若有所失，神情茫然而面无人色，惆怅得说不出活来。于是整理衣衫起身再拜告辞而退。走起路来有气无力，出了门只能自己上车，趴在车栏上头不敢抬，好象透不过气一般。其后，宋忠出使匈奴，没到达就折回来，被判了罪刑。贾谊做了梁怀王的太傅，梁怀王坠马死了，贾谊引咎绝食，忧恨而死。这都是只追求权贵浮华，进而忘却自我,丧失安身立命之本所带来的后果。
August 18 Heavy Storm!Right outside a very very heavy storm is raging on in Shenzhen area!
Will update should anything new happen...
Latest:
织女绣云锦 牛郎河西盼
鹊桥河间架 七夕终短暂
愿爱长相依 月儿永无缺
我欲银河逝 予两星永洁
祝情人节快乐！
－－－－来自他人的贺辞－－－－
August 17 中国税负几何?
中国税负几何?
我在前篇中把中国各地政府形容为“庞大”(Huge).这一篇我就打算来说说它为什么称得上“庞大”?庞大到了什么程度?这种庞大与一些西方国家的“大政府”有着哪些本质的不同(不关任何意识形态的事)?
新浪网前些日子转报:福布斯（Forbes）公布全球税负痛苦指数(Global Tax Misery Index)中国排第三,仅次于法国和比利时,在亚太地区继续“荣登”榜首,“雄冠”天下.不过,“我们”的政府倒也不愧是懂“礼”知“耻”的孔孟后人,马上就有人站出来予以反驳,并且图文并茂地以“确凿”的数据来反驳福布斯公布的结果,逻辑是:官方的数据(Official Data)岂容怀疑?外夷的鼓惑当予驳之！
不过，私下里我们伟大的政府当然比谁都明白，福布斯公布的恐怕比真实的还要小，概因我们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可以有世界上最高的实际税负，却可以让臣民(或曰贱民?)们基本上不享有任何国家提供的福利，如教育，医疗，基本的社会保障等...(关于税收与政府应提供的服务之间的关系，网上有很多文章，这里不再赘述.在这方面全球做得最杰出的当属北欧及斯堪迪纳维亚半岛的瑞典，挪威,芬兰,冰岛以及丹麦等国.)
废话少说,下面是一组数据.仅供参考(但保证真实):
名称叫: Overall Tax Burden and Government Spending Overall Tax Burden and Government Spending
提请读者注意:这里只是税项.但凡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事实是,我们“享受”着世界上很多国家没有或即使有也很少的名目繁多的“费”项,经营某项生意的人切身体会一定比我深刻得多.下面这些数字就来自于我们自己的政府(名曰‘预算外收入’,还有预算外的预算外,对百姓来说就是‘税外负担’了.这可是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法宝:它是这些政府搞形象工程,建豪华办公大楼,建各类楼堂馆所,买高级轿车等的金库,有人干脆叫它‘市长的零花钱’.何等阔气!):
以2005年为例:
第一重税: 国税总局给出的预算内税负率:约20%.由此获得 财政收入 32000亿 第二重税: 预算外收入: 13000亿 土地出让金: 5000亿 社会保障收入: 8000亿(这也是活钱呀!否则就不会有陈良宇了) 第三重税: 行政垄断导致的变相税负.比如诸多中央和地方政府所属的垄断企业.它们一方面不断为“亏损”抱怨不迭要求涨价(由中央和地方的发改委决定),甚至直接要求补贴(比如,中石化过去两年就从财政部获得150亿元all cash subsidy,尽管它每年已经获得了几百亿利润．财政部的理由是中石化在炼油领域存在价格倒挂带来的＇亏损＇，可是却绝口不提上游产业的无本买卖),另一方面却屡次“神奇”地被评为亚洲最赚钱的“企业”.此外还有, 第四重税: 这种“税负”则名目繁多,可以概而称之为“灰色负担”.据发改委今年对北京,石家庄,济南,广州,成都,西安六市的一次涉企收费调查显示,仅土地部门违规收费已高达11亿,远超过去年六市八个部门全部违规收费金额(《新京报》2007年7月28日).甚至有房地产商公开曝出“黑幕”说,房价中有40%被各部门瓜分!
由此可见,对比我们与其它国家的税负,尤其是OECD的30个发达国家的水平,结果当不言自明!
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中国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之低,以及近乎荒唐的工资分配比例:
据统计,2005年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不到全国工人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也就是说,普通公民及企业职工所承受的各类负担最终有相当一部分都转变为这些垄断企业的利润(上述垄断企业今年总利润应该轻松超越1万亿．在今年以前，国有企业利润是不用上缴的．玩弄着国有资产和自然资源，享受着价格垄断，却一分钱不缴国家，作为＇国有＇主体的民众更是连望梅止渴的望的机会都没有),税收和员工的高工资!其结果当然是收入两极分化.我的一个成人学生在中石油工作,才20来岁,轻松买了辆奥迪A6,配置还很好,还有住房的高额显形与掩形补贴.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普遍都在54%～65%之间(OECD30个国家数字),美国该项数字为58%.中国呢?只有12%,加上农民收入不到GDP的10%,劳动者工资总额还不到GDP的25%(如果考虑到中国人中有一部分人还有工资外收入,多数是能够做到权钱交易的人享有的特权,也不会超过30%).也就是说我们用不到25%的工资加“福利”养活了99%的民众!
与之截然相反的是另一种趋势,行政管理支出的连年大幅增长:据全国政协委员任玉岭的研究,<行政管理费用25年来增长87倍,远超过同期GDP与财政收入的增长.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由1978年的4．71％上升到2003年的19．03％,近年来每年增长23％,其中修建办公楼的花费所占比例相当大.现在,不少地方党政机关的办公楼越建越宏大,装修越来越豪华,往往是当地最漂亮的建筑.一些办公大楼由于太过堂皇,不得不冠以“信息中心”等名称掩人耳目.>(来自新浪网).目前已达到GDP的25%.与之相对照,日本是2.38%,英国是4.19%,韩国为5.06%,法国为6.5%,加拿大为7.1%,美国达到9.9%.
就税负而论,许多国家的税收固然高,但国家的公共支出,普通国民的福利待遇同样很高,比如瑞典,挪威,芬兰,冰岛等国接近50%.我们的现状呢?除了效益好的国有企业和公务员,恐怕很难说谁享受了象样的福利.从长远来看,这少部分人的福利也很难保证,因为这部分人不是国家整体稳定的基石!所以说,我们承受的税负只能说明我们拥有了一个庞大的靠高税收养起来的“大政府”,而在公共支出上是名副其实的“小政府”(这与我们的左佣右佃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税收上我们不断向高税收国家看齐,承担的社会责任却不见长,甚至在“改革”多年后,摔掉了很多“包袱”,把资源集中到少数既得利益群体手中.这就使我不得不又想起了秦晖教授的那篇《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问题是：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构建一个权责对等的政府呢?
还有一项Forbes发布的数据让我产生了兴趣:国别腐败指数,大家可以看一看:
Corruption Index by Country: http://www.nationmaster.com/graph/gov_cor-government-corruption
预感Hunch我有一种预感:
I got a hunch:
ＧＣＤ政权很可能有一天要载在台湾问题上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of China is going to get collapsed sooner or later
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图穷智竭（非匕现也）
due to its incredible stupidity in handling the Taiwan issue
实在让匪夷为之雀跃，感叹后生可畏！
Their lack of wits and flexibility even aroused intense jealousy from George W.
听听外交部在这方面的答问，在耳根生茧之余，难免替他们感到脸红．．．
Hearing those cliches from the Foreign Ministry only makes you wonder if they ever have something else in mind,
and you might right about to feel blushed if you are a Chinese!
August 15 Breakthrough in Government Reform?
What Could Be The Breakthrough in Government Reform?
This is a question you could get all the outrageous feedbacks if you ask those “famous elites” who get their pay from government-run institutions (however, it is these institutions which usually master-mind government reform programs), but, quite likely they would mention that the government needs more “supervision” from the “Suprem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People” at large, however, they rarely tackle the real problems ---- huge ‘opaque’ government and without a modern fiscal budget system. Surely, they might also mention “checks and balances” against the executive power, but, how?
Let’s first talk about the size of government. Chinese government is no doubt THE biggest government in the world. It would be very hard to find a close second. I’ll give you some data in the next article (in Chinese) to show you why I tag this government with the word ‘huge’.
However, we all know government reform is no easy task, especially when the ‘reform’ is to be self-imposed: too much personal interests involved. Insiders simply have no motive to carry out any meaningful reform The most obvious one is that shrinking its own size would mean instant cutting back of government positions. As a consequence, many officials would lose their ‘rice bowls’, let alone all the benefits associated with the positions they hold at present, which might bring them more than they expect!
In U.S.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as only 14 ministerial branches and some federal agencies. As a contrast, ministerial level central government branches almost reach one hundred in China, and numerous ‘quasi’-ministerial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institutions. They are all eating-up hard earned cash collected from tax-payers! Also in the U.S. the two major parties can implement each of their idea about how a government should be run by selling their ideas to the voters and hence claim their legitimate power to carry out the government reform, but, this is inconceivable in China at the moment. So, the ‘reformers’ would only choose to do what they think that can be “reformed”. No wonder Chinese ‘reforms’ always seems absurd to outsiders: the more ‘reforms’ we see, the more power the government grabs, and the bigger the government becomes, however, no apparent improvement in the running of government itself.
Big government not only eats up taxpayers’ cash, it also lowers its operation efficiency. For a particular issue, you often see many of its branches get involved. If dealing of the issue means benefit for a department, many other departments would be very much eager to exercise their “legitimate jurisdiction” over the issue; if no benefit involved, each of these departments would say you should seek “approval” from somebody else, it’s always someone else’s ‘power’, not theirs. The consequence is all too familiar: kicking the ‘ball’ around, and no one really care about the welfare of the party concerned.
So, my advice is that the government needs reshuffle: first, define, clarify, and line up the duties of each government departments; followed by a well-thought-out plan to merge relative government branches, say 22 in all; then, streamline government fiscal budget, and make each of their spending verifiable and open to public scrutiny, especially to independent media; last, but not least, change the current “review and approval” practice to a government of “registration and service”. With all these measures, I believe the government could become a taxpayers’ institution, not a monster! August 12 China To Change?
China To Change?
As a major economic powerhouse in the world, China is playing ever more important role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Apart from all the positive contributions it is making, negative impacts, both home and abroad, seem to emerge just as quickly, if not faster.
Recent up-roaring, hi-tone condemnation of China for the poor quality and poisonous ‘minute’ portion of its export to US and EU has to certain extent alerted the current regime. They are beginning to ‘clean up’ the messes domestically, because they know this is quite a critical time for the government ---- the Olympic games is on the corner. Without a reasonably ordered internal environment, it could cause considerable problems abroad: negatively ‘affecting’ its international ‘image’, possibly another ‘boycott’ to the Olympic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othing is impossible!) --- Although I never believe it has ever presented a positive image anyway.
Isn't this little boy cute?
As a totalitarian regime by nature, changing its current system to suit an ever more market-oriented economic system is understandably no easy task. The toughest thing to change is its governing ‘ideology’ (I doubt it ever had an ideology, except a desperate grip in power), or to be more exact, changing the current widespread practice of “power-for-money”. They can’t do much about it now, yet also realize that this practice is the real danger to its continued role of China. To root out the practice doesn’t simply take a few ‘decrees’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ctually these sorts of decrees rarely work in China nowadays, sometimes, these decrees can be distorted so much by lower level or local governments that they only make things worse: widespread corruption is a clear evidence!
So, this comes to the root-causes of all the messes: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ckle the real problem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its unparalleled, unchallenged, and untamed power. However, we never know such a thing happened in human history: to limit its own power for the goodness of its ‘subjects’ without a strong, or reasonably strong opposition. The only hope, I believe, is that China can sustain current economic growth, hopefully, its well-educated, ever more enlightened middle-class can grow just accordingly, and gradually comes to realize its ‘in-born’ rights, and hence form a sizable political counter-influence or balance in domestic politics. Another possible influence is the ever more democratized international trend, which might set up some sort of a positive ‘model’ for China’s domestic political practice. Honestly speaking, nobody knows how long this process is going to take……
A self-shot last night inside a W.C. hahaha.....getting old indeed! Comment Ruby? hahaha............ August 10 墨家 --- 中国历史上民主旗帜的绝唱
墨家 --- 中国历史上民主旗帜的绝唱
开篇
在此篇之前,我已经从宪政体制,民族文化习性等方面谈了自己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看法.目前,或曰一直以来中国都“流行”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实际是当权者授意,或至少是认可的说法):中国没有实行宪政民主的“传统”.自秦始皇以来两千多年的“大一统”历史好象也验证了这种说法,佐证了这一说法的正确性.这里,我打算就这个“说法”的有效性提出质疑来说明中国社会绝非没有“民主”因子,相反,它已经存在了至少两千年以上.
中国的历史确实是一部宏篇巨著.我们大多数人“知道”或“了解”,亦或是不加思辩的历史就是所谓的“正史”.这其中犹以秦始皇完成大一统后的历史为甚.可以阅读到的历史主要记述的就是帝王将相,公子王孙们的故事演义.我最近也在看这些历史书籍,但也许是秉性使然,我却从中感受到了意外的惊喜.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已经提到了墨子与墨家学说,或曰“墨学运动”,但只是一代而过.经过反复思考,尤其是通过对《史记》、《墨子》、《淮南子》等著述中记述的先秦时期,主要就是200来年的战国时期人物记述的思考,在一派帝王将相治国平天下的丰功伟绩及专制体制下的为人智慧的后面,禁不住疑惑:为什么中国的历史中只有战国时期有那么多的靠“周游列国”来“显贵”的诸子们?而且他们的学说在战国末期已经发展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耳熟能详的道家学说,儒家经典,法家统治术,直到荀子在某种程度上的集百家智慧,都说明当时社会的开明开放程度非同一般.这其实可以理解:在当时诸侯混战的局面下,统治者(除少数昏君外---而且他们也会被历史迅速地淘汰掉)基本上都认识到要生存,除了国家实力(实力是什么?)以外,治国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代意义上的“人才”,没有用人智慧,不能网罗英才的国家是难以长期存活下去的.这种大的环境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恢弘的历史阶段:战国时期及一大批的先秦思想家与先哲(我不认为秦皇、汉武与盛唐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期)!
《史记》为何独缺墨家? 那么,中国社会到底有无生长大一统集权思想以外的其它学说的土壤呢?这就是我这篇文章试图要回答的问题.
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战国时期,东周列国中最大的显学除了儒学、道学, 还有墨学.但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墨家集团集体不见了踪影,墨学无人传承,一门在战国二百年期间轰轰烈烈展开的大众学说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司马迁在写《史记》时都感叹墨家的资料太少,连墨子这个人的生卒年月都无法确定,岂不怪哉?
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中实属蹊跷,在一个社会中如此轰轰烈烈存在过的一群人物和一段历史居然被消灭得干干净净.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除了被人为地做了手脚,以便构建“正统历史”外,实在很难找出其他原因.
有兴趣者可以翻开《史记》看一看,关于墨子的叙述只有24个字:在“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中最后提了一下墨子:“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这与其他诸子百家连篇累牍的记载比起来,司马迁的做法真在是厚此薄彼.是司马迁有意冷落墨子?还是手头确实没有墨子的记述材料?我想这两方面的原因可能都有.
就思想观点而言,司马迁无疑倾向于儒家(从《史记》中列传的选材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是一贯的),甚至可能从心里反感墨家思想.因此,在写《史记》时特意将其省略.要么就是碍于当时的政治气氛,不敢记录封建专制统治者不喜欢的学说.从《史记》的撰写已经可以看出当时独尊儒术造成的社会思想上的“白色恐怖”.汉武帝的专制与秦始皇相比有多大差别吗?
墨子一生甚多著述.战国时期墨学兴盛时,据说有书籍三车.《墨子》“天志”篇里说:“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言语不可尽计,上说诸侯,下说列士,其于仁义则大相远也.”--- 这说明当时墨家著述绝非三言两语!但如此多的墨家著作到了今天却只残留了《墨子》53篇.这种局面不能不说是由于封建专制文化长期绞杀的结果!
墨家学说与统治阶级的关系 依据我们所学的唯物史观,人类社会最早的存在形态是原始共产主义.这一点无论中西社会发展都一样.共产共荣是最原始的人类追求,也是一种理想.所以,可以说理想主义在中国的存在也是源远流长的,但主要反映在民众的朴素意识中.近代以来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就是一种理想主义思想的体现,故而早期得到了一般劳苦大众的积极响应.在我看来,早在两千多年前墨子等人领导的墨学运动,在当时也可以说是一场理想主义运动---尽管他们的理想不一定与马克思阐述的共产主义学说相同,但也有相通之处:比如墨学也承认人性的弱点,认为“教化”必不可少,而教化的目的就是使人的“觉悟”上升到某种境界,这与共产主义要求人的觉悟极大提高就有相似的地方.
墨家主义在当时兴盛了大约100多年,那么共产主义在中国还能延续多久呢?这两种理想主义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统治阶级--- 包括当今我们目睹的名义上的“共产党”政权,当今的“共产党”早已是实际上的专制政权 --- 对他们深恶痛绝.墨家为什么为封建统治者所不容呢?主要原因在于:墨家是横亘在封建集权专制统治道路上的一个巨大障碍!不除掉墨家这一障碍,秦始皇就不能统一中国,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帝国就难以建立.因此,消灭墨家便成了秦始皇吞并六国过程中不得不跨越的一座思想上的秦岭与泰山,而且最好还要在客观存在上把他们铲除掉!.
由于历史资料的淹没,墨家与秦兵搏斗的经过只能靠后人的想象得知.不知大家看过《墨攻》这部电影没有,这部历史片以真实的虚构向人们展示了墨家的命运.在“非攻”思想的主导下,墨家成了当时社会反对战争的中坚力量.开始是阻止关东六国之间的相互征伐,后来则主要反对秦国对六国的兼并.
在一系列对抗秦国入侵与兼并的斗争中,墨家耗竭了元气,人员死伤大半.随着秦王朝的胜利及随后的围剿,墨家的有形力量已经在中国难以隐藏.不少墨家残余逃亡海外,东渡日本.可以说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墨家学派是最早被彻底打跨和消灭的思想武装集团,继之而来的是儒家和方士集团.
对于这段历史,流传下来的只有“焚书坑儒”,为什么没有“焚书坑墨”的事情发生呢?主要是当时墨家已经不存在了,墨家集团的成员大多已经战死了,或者已经不能公开存在了.这就是墨家神秘消失的主要原因.
“坑墨”也许没有,但可以想象“焚墨”很有可能发生过:在焚书过程中,墨家之书肯定是主要销毁的对象.秦王朝的统一对墨家来说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墨家集团从此一蹶不振.随着封建专制和中央集权体制的建立与巩固,墨家再也没有复兴的气候和土壤了.
为什么墨学会有如此命运?这是因为墨学与封建集权制度是个有我没他、有他没我的关系,两者形同水火,性不相容.所以可以这样说,秦始皇的封建专制是墨家的最大克星.只要有墨家在,就不会有秦始皇的存在;只要有秦始皇,就不会有墨家的立锥之地.
如果当年墨家力量战胜了秦国的兼并统一,中国历史就会改写,就不会是后来的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中国就会发展成另外一付样子.或许象欧洲,诸国并立,倡导民权,主张民主,文化科技繁荣发展(读一读欧洲史,或世界史中欧洲诸篇就可明白)
秦王朝 ---制度建立--- 和汉王朝 ---制度巩固--- 是塑造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制度的重要朝代.自那以后,中国走上了一条王权愈发强大的封建君主专制道路.蓬蓬勃勃的先秦诸子百家的自由思想时代从此宣告结束.
墨家遭殃的祸根 --- 选天子
我阅读过一些当今从事研究墨家思想的学者对于墨学的介绍.他们大多将《墨子》一书中的几个章节题目复述一遍,什么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等等.从这些题目表面上看,也不一定完全为帝王所不容,譬如说节用和节葬,有些帝王和君主---尤其是战国时期,不少弱小国家面临各种外部威胁,战争不断,农耕经济遭受破坏,战争又在不断地消耗有限的资源时---还是比较节省的,并不一定非要主张奢侈浪费,讲排场.至于尚贤、兼爱、非攻,有些观点甚至是深获帝王所赞许的---至少在战国时期或大一统开国时期在某些“明君”的某个阶段是这样倡导的.
那么是什么主张使得中国历代的统治者一致地摈弃了墨家学说呢?是什么思想使帝王统治者感到了极大的威胁呢?在我看来就是墨家的“选天子”思想!在“尚同”篇里,墨子反复强调了“选天子”及地方长官的思想.墨子说:“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
这可以说是捅了马蜂窝.这段话明确无误地指出当时诸侯混战,民生凋零的根源所在,也表明民主政治思想在中国早已有之!墨家学派作为这一思想的主要代表,不仅提出了“选天子”主张,也提出了一套系统的选拔各级政府官员的思想.“尚同下”篇里这样说到:
“三公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国建诸侯,诸侯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治其四境之内也,是以选择其次立为卿之宰,卿之宰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左右其君也,是以选择其次立而为乡长家君.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诸侯、卿之宰、乡长家君,非特富贵游佚而择之也,将使助治乱刑政也.故古者建国设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师长,此非欲用悦也,惟辩而使助治天明也.”
在这里,墨子虽然脱不了历史的语境,统治架构也在沿袭旧制,但墨子选天子及各级官员的思想明确无误,它要彻底打破封建帝王家族世袭的体制,与当时的封建体制 --- 刚脱胎于夏、商、周的奴隶制社会 --- 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如果听任墨家这种思想在社会上传播普及,那么一旦被社会大众所掌握,封建统治者的权力地位及其合法性便会受到挑战,民主共和政体便有可能在中国出现!
在这种致命的威胁之下,封建君主怎能容忍墨家的昌盛呢!选举国家领导人是动摇帝王权力的事情,私家王权怎能轻易让与他人!因此,墨家成为独裁专制集大成者秦始皇的眼中钉是理所当然的,加上墨家反对战争的坚决态度,墨家集团便成为秦王统一过程中首先要消灭的对象.
不仅秦始皇厌恶墨家,汉武帝也肯定痛恨墨家,否则司马迁不会在《史记》里对墨家的事迹只字不提.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同时代出版的《淮南子》,对墨家事迹倒是记载了不少.
封建统治者最忌讳的还有墨家的平等思想和平民思想.正是这一思想强烈冲击着封建特权等级制度.如果允许墨家存在,封建等级制度便难以维持,因此,王权专制的力量一旦强大到一定时候必然对墨家集团进行彻底围剿---而在争夺政权阶段却可能利用这种思想(战国时期也为这类思想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适宜的环境条件),共产党是否可算作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哈哈哈…
墨家退出历史舞台的后果 两千三四百年前中国的一场民主政治运动由于墨家被残酷镇压和消灭,终于销声匿迹了.墨家退出历史舞台的后果是使中国从此彻底告别了民主共和.这一政治思想在它刚刚壮大并形成规模时,遭到了来自西部国家 ---秦国位于‘西域’--- 专制力量的残酷镇压.
历史实际上是非常相似的,当古希腊城邦民主政治在雅典等地展开之时,中国黄河流域这一地区也发生着具有民主倾向的平民运动.如果墨家这一群体和这一思想不遭遇来自‘外部’的野蛮力量 ---《狼图腾》这部书在解析西域国家民族性格方面的尝试有助于我们理解我这里所说的“野蛮”,但我并不认为是西域民族创立了专制制度,只是他们在了解了中原制度后,懂得该制度对当政者有利而加以采纳和强化罢了--- 汉民族有可能会选择一种相对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中国的历史也可能会是另一种样子.
今天,我们必须解开墨家神秘消失的谜团,还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围剿和篡改,真正的历史已经远离了后人的视野,我们必须具备清醒的头脑,辨明先人留给我们的迷雾,挖掘出那些掩盖已久的历史真相.
展望 在当今全球化大环境,大背景下,地球上的诸国与东周列国并无多大本质差别,只不过当时彼此间的你争我夺是在两河流域这个“小地球”上展开的罢了.好在地球比两河流域大得多,中国也不再是“强秦”,最多只能所个楚国吧 --- 因为人多,地也算广嘛.工业革命使人类在短短的两三百年时间进入了信息社会.我在房间一隅写就的东西,如果通过适当的Marketing也是可以为地球上很多人看到的 ---理论上是这样,哈哈哈.信息的通畅最终将使统治阶级愚民化的努力成为泡影.中国的未来还是有希望的. August 05 从“小产权制度”纷争看中国的“法治”从“小产权制度”纷争看中国的“法治”
前段时间，有网友在我的博文评论中提到应该从比较可行的法律制度建设着手来推进中国的制度变革。恰巧，前些日子独立学者秋风发表了一篇有关小产权与中国法治现实的文章。读来深以为然。在此转载一下，顺便添加一点自己的看法。有兴趣者可以读一读。 最近在观看中央电视台一档法制节目时，对其主题产生了兴趣。倒不是某些嘉宾的观点让你觉得有什么高深之处，而是使你哭笑不得。这些所谓的‘主流’观点既表明言者对‘法制’（非法治也！）的无知，也充分反映我们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御用文人”当代版的表现何其拙劣！靠这些混蛋和现有的立法程序与执法水准能建成法制国家?
主题是小产权房。在坚决主张查禁小产权房方面代表人物有大名鼎鼎、曾直接声称房地产公司就是为富人盖房的华远集团老板任志强，一位律师，一位大学教授和一位房地产经纪公司副总。唯一持不同意见的就是秋风。反对者的理由很简单：这类房产是“违法的”，所以政府决不能承认它们，否则等于纵容人们“违法”。（听似逻辑清晰）
用“违法”来形容农民建造的房屋的小产权无疑过于轻率。University of Hawaii研究产权法的周晓教授在讨论中国农民土地权利变迁时，使用了一个英文词Extralegal，用这个词形容小产权，当更加合乎中国当今现实。其含义是“在法律之外”：它当然不是现行法律规定所允许的，但不见得就是违法的。
法律首先要是正当的 即使小产权房确实违反了现有法律条文，那就能为任志强所主张的:“小产权房违法所以政府应当将其炸掉”的说法提供了正当依据？他是在要求政府行使一种极端的国家暴力，而行使这样的暴力，若其所依据的法律本身就没有足够的正当性，那是十分危险的! 今天大概没有几个人否认法治乃是国家制度建设的终极目标之一。那么法治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法治并不是法制，法治也不是以法治国，不是用法律来治民，更不是随便制定一部什么法律就可以达到法治(中国的立法程序是先由国务院法制办—-本身是执法机构---起草,很多时候还是各相关部委起草，然后交由人大审议，而人大里有几个懂法？他们中大多是些什么货色？不提也罢！)。相反，法治意味着若干原则，立法机构在制定法律时必须遵守这些原则。法治其实是对立法，司法机构施加了一些限制，它们不能随意地制定法律条文（我以前提出过反对中国的‘法治’，原因就是他们所遵循的还是两千多年前战国时期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所谓法家的治国理念：统治阶级依据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取向制定‘法’的条例并‘网盖’天下）。这些原则一般包括：法律必须平等地适用于政府与民众，法律必须尊重个人自由，保障个人权利，限制政府权力！ 以此标准来衡量，目前禁止农民充分地行使对乡村或城中村土地所有权的一整套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它们绝大部分本身就不合乎法治原则，谈何法治？ 最为瞩目的问题是这些土地法规体系彼此常常相互矛盾。中国目前没有土地私有权，私人只有使用权。土地所有形式有两种：国有和集体所有。两者同为所有权，在按上述立法原则制定的法律面前它们应该是平等的。现在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既然可以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把土地用做任何用途，那么代表村民集体利益的集体土地为何就不能为了他们的利益最大化而用来开发小产权房？可笑的是，法律和政策又规定农民不能随意转换土地用途！甚而有官方‘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但没有支配权，土地的支配权属于国家----这是谁的‘国家’，这又是哪门子的‘所有权’（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支撑小产权房的所有权与支配权一旦成立，必然对地方政府靠土地带来的巨额财政收入构成巨大压力，房产价格必然大降。所以两种所有权是利益竞争关系也！）？（还有一点不可忘却：统治阶级把自己看作是被统治者的对立面，是利益的争夺者，而不是利益的代言者。） 这样的法律体系是自相矛盾的，缺乏最基本的逻辑自恰。更可悲的是学院派的“法学专家们”基本上为实证主义所掌控。在法制较为健全的国家，由于法典本身是在宪法框架中制定出来的（就别提中国的宪法了！），因而信奉实证主义也还不至于对正义、法治本身构成严重损害。那么在中国，法制还处在进行时，‘法学家’们盲目信奉实证主义，就只能永远扮演可怜的落伍者的角色：他们忙不迭地跟在各种法规后面为其进行注释，并且搬弄着法条指责民众的创新。殊不知没过几年，这些法规就根本变了样，他们的解释也跟着完全失效。翻几页十年前的‘法学著作’，有几个还值得一看？
财产权先于法律
这样的实证主义精神也体现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现有的土地法律体系完全是实证主义的：一件东西、一块土地，立法者想让它属于谁就可以将其划归谁，根本没有道理可讲。一纸条文（往往比正式法律还管用）就可以使某类土地属于政府所有。这种实证主义的逻辑前提是：财产权制度是一个意志的问题、权力的问题，根本毋须管‘事物的属性’，更不用管什么正义与理性。依据这样的观念制定出来的财产法体系，那才叫真正的‘意志的产物’。
也因此中国的土地权利关系在不断地调整。只要立法者觉得必要，就可以调整，有利，则可以20年、30年，乃至50年根本不动！虽然过去近30年来的调整可以看成大方向是向着确认私有产权在努力，但由立法者依照自己的意志进行调整这一事实本身，其实就意味着这种调整的方向随时可以改变。目前的土地法律就导致一个人们经常忽视的结果：土地正在大规模国有化，因为政府征用了大量原来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农地。假如突然有一天政府宣告：70年建设使用权改为50年，也不会有任何法律上的难题！因为根据现有的法律政治理念，财产关系就是由政府根据需要来确定的！
这样的理念当然与法制无缘！在法治的观念体系中，财产权是先于法律的。不是法律创设了财产权，相反，正当的法律只是承认既有的财产权关系。一个东西属于某人，不是因为法律作了这样的规定，而仅仅因为该人依据某种被人们公认为公正、合理的方式确实拥有该东西，法律的功能就在于承认这一事实，并对于该人稳定地保有这种东西提供一种有效的保障。所有宪政理论、尤其是近代以来论述论证法治、民主制度的理论都认为，人民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权而成立了政府。如果说财产权只能由政府决定，并按照自己的规则分配，这样的政府就凌驾于人民之上，这样的国家就不是人民主权，而是政府主权，是左佣右佃时期的封建主阶级的主权（这也是我对于西方列强强迫清政府签署屈辱条约而没有丝毫屈辱感的原因所在）。 依照法治的财产权观念，农民支配自己土地的权利是不需要看政府脸色的。农民可以依据自己的所有权设立诸多衍生权利，可以创造新的交易形态，不管法律事先有没有界定这些衍生权利与交易形态！归根到底，财产权是由作为所有者的个人、企业设立的，而不是由政府设定的。实际上，政府也没有这样的聪明才智。因此，也可以说是先有了民众、企业、、市场和社会的制度创新，然后才有法律的界定。法律对于民众的产权制度创新予以承认和保障，乃是政府的正当职责；法律如不与承认，那只能说明政府不明智，或过于自私！
法律的政治维度 应当说，中国过往二十多年改革，在事实上恰巧奉行了上述原则。因此，如果你坚持说小产权房违法，那也必须说，中国过去二三十年间的几乎所有改革措施都是违法的，如果小产权房要炸掉，那今天的几乎所有东西都得炸掉。
最著名的例子同样涉及土地。上个世纪70年代末，小岗村农民秘密打破土地的集体经营模式，把土地承包到家庭。这当然是违反当时的法律、乃至宪法的，所以，农民认为有掉脑袋的风险。同样，国有企业实行承包经营，或者进行股份制改造，也是违反当时的法律的。可以说，过去二十多年建立市场制度、确立私人财产权的几乎每一项进展，都是由民众率先在当时有效的法律之外悄然地做起来。
这也正是中国式“改革”的必然特征。从80年代起，官、学、民一致承认，我们生活在改革的时代。既然如此，那就可以说，现行法律的种种规定多有不合理、也不合乎人性之处，它们抑制着资源配置的效率，也妨碍人们利用自己的资源改善自身境遇的努力，因而必须予以改变。
由谁、又如何改变？ 历史上各式各样的变革，大概可以归入两类：变法型与实用主义型。假如人们尊重法律，那变革就会采取变法进路。也就是说，人们会通过某种公共辩论程序，对现有法律的条文及其基本原则进行反思，达成共识，制定出新的法律，然后再按部就班地实施变革措施。 中国改革采取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实用主义思路。之所以选择这一策略，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面临无数意识形态教条，这些教条十分僵硬，它们本来是原则，但内容又十分具体，比如政府如何管理经济、谁有资格经营企业等等，都有严格的要求。因而，这些教条缺乏必要的灵活性。事先深思熟虑的变法根本就不可能。以土地为例，当初根本不可能通过公共辩论改变土地集体经营的法律，因为，无数意识形态专家会先验而教条地予以反对。今天，立法部门也决无可能打破土地的城乡分割制度，同样是因为无理反对的声音十分强大。
在这种情况下，改革的基本模式就是，民众及基层政府自发地突破旧体制，试验一些新的替代性制度。上层对这些突破与试验予以默认，并在合适的时机予以总结、推广。这是一种实用智慧，在不利的环境下拓展出了变革的空间。小产权房，与过去的诸多制度创新一样，也是农民、村集体与乡镇政府共同进行探索而形成的一种制度安排。
这种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渐进改革模式意味着，当民众及基层政府在自发突破、自发尝试的时候，他们所突破的法律仍然具有法律效力。民众的所有创新、政府出台的几乎所有改革政策，其实都是在超越现有法律，突破现有法律。回顾过去二十多年的政治经济社会变革史，就会发现，几乎每一项改革，都是先有变革的既成事实，然后才有法律、宪法的修订。改革的绝大多数措施当然获得了民众的认可，具有实质正义的性质，但宪法、法律的修订通常滞后。 把小产权房这一制度放到中国改革模式的大框架中去思考，恐怕就会在法律的判断标准之外，多一个政治的维度，也就不会过于轻率地断言小产权房是违法的。因为，这一改革模式本身就已经隐含地赋予了民众、企业、基层政府以某种程度上的“立宪”权利。政府受种种制度、意识形态乃至人事约束，而无法自上而下地通过变法进行改革，因而，民众就成为摸着石头过河式改革的启动者。高层默许民众具有私自改变不合理规则的权利，这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一份隐含的游戏规则，据此，民众享有在法律之外、依据法律之上的原则，进行规则、制度创新的自由和权利。邓小平当年提出“不争论”原则，实则就是要保护民众进行规则创新的自由和权利。 正是因为在民众与高层之间有这么一种默契，因此，人们会看到一种十分奇怪的现象：民众尝试某种制度突破，意识形态专家或某些垄断部门会大声嚷嚷，要求打压，但高层通常却保持沉默。此种沉默，乃是英国贤哲爱德蒙·柏克所说的“善意的疏忽”。因为，高层明智地意识到，民众这种尝试，乃是中国式改革需要迈出的第一步。如果没有这一步，根本就没有后来的改革，也就没有制度创新。以法律的名义禁止民众迈出这第一步，在政治上是愚蠢的，等于改革者的政治自杀。
在小产权房事件中，再次出现了这样的情形：执守法条主义的某些律师、享有垄断地位的某些开发商以及不明事理的教授依据不合理的法条大声嚷嚷，要求政府查禁小产权房，责怪政府部门执法不力。某些具有重大利益的地方政府也匆匆行动起来，为的是捍卫自己的垄断利益。但是，中央政府相关部门却只是向消费者提示风险，国土部门更表示，确实正在考虑如何进一步推动土地流转。这些迹象表明了高层对小产权房制度采取的正是一种“善意的疏忽”态度。 从这个角度看，土地法律必然要调整，向着扩大民众、当然也包括农民支配权的方向调整。这个时候，以违反法律的名义查禁小产权房，政治上是反动的，学理上是愚蠢的。如果法律本身就不合理，而人民的创新合乎人性、合乎效率标准、也合乎理性，那惟一值得讨论的学理与立法问题就是：如何变法才能比较体面地、最大限度地承认人民所创造的规则.
August 01 写在PLA 80周年之际由反军队国家化所想到的
军队国家化应该是不言自明的事.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实际上也没什么可说的.拿着人民纳税得来的钱,理所当然得为民众的福祉提供安全保障,这是军队的天职.拿现如今通行的行为准则:拿谁的钱就该为谁干活来衡量,军队也应该国家化,而不是听命于只代表某一部分人利益的党派,尽管这个党派自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顾望周遭各国,世界各地,凡是有点现代意识的国家概莫能外,为何中国非得是个例外?中国人莫非真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类基因组图谱排序工程的测试结果好象没有证明这一点.
我这里倒不是要来说这个根本不需要阐释的问题.倒是这一问题的提出或热议颇令人遐想联翩.我在国内网站上搜索过,并没有太多值得注意的论述,大概也与论题的敏感而不让发表有关吧.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在PLA建军80周年之际,这个问题变成了官方关注的议题,或军队高层关注并特别关照不要议论的事.这说明了什么?
GCD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也许“鸟枪”当道的年代可以算个例外,但自掌握政权以后,军队和GCD内部就一直存在关于军队“归属”的不同观点,当然就是“党化”与“国家化”的问题.在政权建立初期,因尚不够稳固,加上国际“敌对势力”的强大压力,这个问题还不够突出.现如今,其装备可是已经由大炮坦克过度到了摩托化,机械化.海湾战争,南斯拉夫和伊拉克战争使当权者又认识到还有信息化多兵种联合作战的“高山”须要翻越.这就向军队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
在战争形态进入信息化之前,军事行动最为关键的因素是指挥官的能力,包括战略制定和执行能力(当然,信息化战争中这些也非常重要).士兵只要在平时训练掌握好自己操作的军械即可.对于他们的思想完全可以沿袭过往的策略:愚昧化与非人性化结合,变成杀人动物即可.
然而,信息化提出的不仅仅是掌握技术方面的挑战,运用技术更为重要.过去战前制定战略是常规做法;信息化虽然也要制定战前战略战术,但军事理论研究指出,在相对对称(美国入侵伊拉克当属非对称)战争中,战略与战术的界线会变得比较模糊,战略(战术)的实时调整与因变非常重要,战场(Theater) 既是战争的所在,也是“后方”制定修改战略的参谋本部,信息的重要来源地.当然,这些信息系统操作者的作用可非常规战争中的一般军人可比.他们掌握的技术决定了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介入了军事决策,视野也更为开阔.因而常常会提出不少非正统的疑问,诸如,我们到底在为谁卖命等.这与现如今这些军人中的精华的组成有关.据报道,PLA这类在未来战争中的关键人员组成中60%以上(而且比例还在上升)来自非军事院校.这些人所掌握的技术往往是军事院校培养不出来的,这主要与军校师资力量和生员的素质有关,真正优秀的学生是很少选择军校的.普通院校的学生毕业后加入军队除带来了技术,更带来了相对开放的意识与观念.他们除了关注劳动所得,也比较关注自己行为的性质.而且真正优秀的毕业生很少主动要求加入GCD,这就为他们日后军旅生涯的前途带来不少障碍与不确定因素(在党指挥枪的条件下).所以他们希望重新给军队定位,其中不少人提出军队国家化的问题也就不足为怪了!这当然与他们当中许多人根本就不信GCD那一套有关(而这些人又是军队现代化所不可或缺的Indispensable!).
这就是我在反军队国家化论调背后所想到的.也应该是军队高层近来高调压制军队国家化论调背后的原因.我们这些在外围嚷嚷的人是没有多大效果的,真正让当权者寝食难安的还是内部变革的压力与呼声!
PS:当然,军队中不同派系之间的权力争夺以及军队整体文化素质和年轻化,尤其是指挥官队伍年轻化的不断进步也在促使其向国家化转变.
有兴趣者可一览公子与老许是如何狼狈为奸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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