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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ember 31 土匪搞死中国人
《晾晒中国人》系列之四：土匪搞死中国人
三十年前我到某民族地区体验生活，住在高寒山区，当地有一险地唤做“老鹰崖”，羊肠小道所经处为断崖绝壁，上有突兀尖角，下有万丈深渊，人憋在那里别说挪脚移步，就是趴着打望也要全身抽筋。 December 19 冉云飞答女学生问不要被仇恨所束缚 ---冉云飞答女学生问--- 云飞老师： 你好。 简单说下我。我是一名大二学生，80后，身上有各种各样的标签。89年那场运动的时候，这世上还没有我。但是今天跟你说话的时候，我只有一个身份，一个关心国家民族的迷茫的学生。 答应我，就算一句话，也要回复我，好么? 每天期待着。 您保重。 迷惘的女孩
迷惘的女孩：
征得你的同意，作一点公开的回答，是因为我每天会收到一些像你一样的年轻朋友们的来信。虽然我也并不觉得自己老到有资格来做你们的心灵按摩师，但既然你们相信我说的话，还有几分道理，那么我也就不惮贡献浅见如下：
一：没有最反感，只有更反感。说实在的，我及我的朋友中都没有人信法轮功，但我对法轮功有一定的同情。这种同情与其说来自信仰自由，毋宁说来自于对一个不受制约的政府，动员国家力量，开动国家机器，采用一切卑鄙手段，来对付他们，所带给我的反感。更进一步地说，在此一问题上，我对官方的反感超过了我对法轮功的不认可。
二：不要被仇恨所束缚。官方几十年的所作所为，所犯下的过错有目共睹，这样的结论，我们是通过艰辛的现实感受及众多资料证明，从研究所得，不是信口雌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为义愤所困，不惜歪曲事实，来曲就自己的观点，以利打倒敌人，保存自己。在某种意义上讲，尊重事实比所谓的“胜利”更重要。《九评共产党》的观点也许有可采之处，但他们的思维路径，完全成了共产党的跟班和影子。很多时候，所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其实是一种宿命的反噬。仇恨的反噬作用也是相当巨大的，争取自己的幸福并不需要去仇恨他人，哪怕这个“仇人”是巨大的共产党。制造敌人不能带来快乐。
三：不要在思维上成为反对者的俘虏。我们有时看到有思想的人，常给我们茅塞顿开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比如他渊博的知识，雅健的笔墨，风趣的话语，逻辑的力量，得体的风度，在在都给我们以教益。那么这一切是怎么来的呢？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有一个不寻常的思维方式。所谓不寻常的思维方式是什么意思呢？据我粗浅的理解，就是他不被现存答案所囿，他常会换位思考，他总是相信人的局限胜过相信人的完美。法轮功开办的媒体为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做出了贡献，比如我上海外网站浏览信息，常用的是他们的翻墙软件，很好很强大。但我却很少看“人民报”的新闻，因为它常是“人民日报”的影子，从言论思维和造假方式都有雷同。
四：思维雷同，很不经济。对共产党思维和做派的模仿，使得法轮功所得到的同情反而减少，这种伤害，他们至今似乎不知，不能不为之一叹。一个信息发达的时代，互相描黑，是杀人八百自损三千的蠢事。我当然觉得他们有言论自由，《九评共产党》，我认为作为一种信息了解是必须的，但他们的思维上进入了共产党官方的圈套，这个圈套，你再强大玩不过共产党。互相玩无间道，最后结局是同归于尽。思维雷同，不仅不利于创造，而且更只产生无趣的模仿者，不利于一个机构或者个人成为稀缺资源。不努力在宪法范围内使自己成为社会上的稀缺资源，你的竞争力何在？
五：不要模仿草包，做思维上的恐怖分子。共产党的电影，总是把他的对手描写成一个草包，一个战胜草包的党，有什么可“伟光正”的呢？很多人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不惜曲为之辩，将对手贬得一钱不值，这是我们要深加注意的。我们的思维中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东西太多，很容易被这种非此即彼的草包思维所害。我们是接受阶级斗争和仇恨教育长大的（当然你们80后比我们少，但并不是没有，不然为什么有那么多打鸡血的“爱国主义者”呢），这是我们终身都要警惕的。为了衬托自己的伟大，不惜把对方描黑或者妖魔化，这种弱智化的草包思维，陷我们于不义久矣。
六：政府的黑都是自证的。有人会说，你不是常批评共产党政府吗？我看你就是把他们描黑。老罗说，傻逼都是自证的，我说，政府的黑都是自证的；李敖说，我不骂你是王八蛋，我证明你是王八蛋；同理我证明官方的许多做法是比煤炭还黑的，并不是我骂他们黑。一个机构强大到听不进甚至常常打压不同的声音，那么它随时都在自证其黑。
七：参差多态是人类幸福之源。这话不是我说的，是罗素说的。这话的意思是，只有一种声音，无法构成一个美妙而嘈杂的声音世界；只有一种花朵，哪怕那种花美丽无比，也构不成大自然。同理，多党制的政治竞争，对人类的好处不言自明。
八：不要随便接受现存的答案。社会的复杂性不是两句话说得清的，我活了半辈子也有许多困惑，有的困惑也许会带进坟墓中，比如宗教和信仰问题。我不信任何宗教，但这并不妨碍我去思考。曾经的标准答案说宗教是精神鸦片，你就要想一想为什么有那么多伟大的人物喜欢抽鸦片呢？思考比获得一个答案重要得多。
九：保持质疑是对自己负责。世界上你最亲近的人，你最爱的人，都不能代替你思考。除非你授权，都不能代表你的意见。对待那些随意代表你意见的人，你要有一点怀疑精神。看上去相同的两个人，并不能表明意见的一致，就像“NO”和“搂”的发音是多么相近，但你不能否认它们实质性上的不同。
十：把自己锻造成器。胡适先生说为自己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自由和民主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可以建成的。但还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把自己锻造成器，怎么锻造成器呢？就是尽量多的吸收各种信息、知识、智慧。信息、知识、智慧有相同之处，在我看来还有点递进关系。我认为在大学里贪婪地读书思考和美好有趣的恋爱，是人生永不可再的享受。我希望你好好享受这一切，青春是拿来享受的，不是拿来着急的。
就答这些吧，因为有些事我也并不清楚。昏昏在我，昭昭在你。废话实在太多，好在生产垃圾也是人类的一大本领，由此释然。
祝你顺着骨头活：）
冉云飞
2008年12月18日9：18分于成都 December 10 刘晓波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刑拘刘晓波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刑拘 莫之许
12 月8日晚9点之后，居住在北京的著名作家、独立中文笔会理事和前会长刘晓波博士，刚访德归来的著名宪政学者张祖桦家门前同时出现众多警察站岗。9点半钟张祖桦下楼散步，近11点回家，和刘晓波通了电话，互道警察上岗。几分钟后，11点整，警察同时涌入刘、张家，向张出示的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传讯证，对刘晓波出示的则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事拘留证。
两人被带走之后，大批警察开始对刘张二人进行抄家。刘晓波家11名警察一直抄到9日上午九点，抄走刘晓波和妻子刘霞的电脑3台，全部私人信件和大批书籍。张祖桦家同样抄走夫妻二人的电脑四台，全部私人信件和几十本书籍之后，又来抄第二回，抄走张家（包括岳父母的）全部现金、银行卡和存折，后经交涉，只留下现金一万元。次日上午10点多钟，张祖桦被放回家。
参考文件： O八宪章 2008年12月10日公布 签署人：303人 签名规则： 动态更新名单，敬请关注并跟进！ November 30 郭老学徒言论自由系列（24）拐点后的言论自由状况 1949年，中国历史越过一个拐点。这个拐点被叫做“解放”。 “解放”这个词意味着人民获得了自由，但从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也是人民最起码最关键的自由这一点看，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 解放后，自慈禧以来从未间断过的允许民间办报的传统被彻底打碎了，整个中国只允许党办媒体存在，只允许党批准的书籍出版。所有的媒体和出版机构都成了党的工具，都是党的事业的螺丝钉。 尊重人民意愿的政治团体必然看重真实的舆论，以民意指导自己的政治决策。而自我意志至上的政治组织却不允许真实的舆论存在，他们要引导人民而不是被人民所引导，他们要人民顺从而不是请人民去作主，他们要教育群众而不是被群众所约束。 毛泽东是一个威权强人，也是个好争好斗的人，党内高层或位居高层的民主人士说点不同意见他都会立即反击。他的好朋友民主人士梁漱溟在政协会上为农民叫苦，他蛮不讲理地指斥梁漱溟是发动分子；彭德怀为老百姓的苦难写出意见书，他恼羞成怒地把彭打成反党集团头子；他的秘书田家英深入农村调查写出了大饥荒的真实报告，他也不高兴。毛泽东不需要也不喜欢真实的舆论，而是善于制造和大造舆论，他极其精通宣传之道，他要用自己的思想――毛泽东思想――“武装”亿万人民的头脑。他亲手缔造的党的宣传舆论体系彻底垄断了社会舆论，遮蔽了整个社会的所有的真实言论，最彻底地剥夺了人民的言论自由和不言论自由。 解放后，中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庞大的由纳税人供养的宣传体系和队伍，县一级政权机构和大中型企事业单位都设有党的宣传部，街道和村一级都有宣传干事。党把媒体做为下属机构，强调媒体必须在党委的绝对领导之下，所有媒体必须无条件地宣传党的政策和路线。党还要求各级书记亲自抓宣传，并特别强调宣传纪律。即使这样，党对于自己办的媒体也不放心，要求各地媒体不得随意发表事关全国性的议论，强调重大新闻统一报道。 解放后，中国人民只能从党所严密控制的渠道得到信息，而这些信息很多很多是谎言，甚至是耸人听闻的谎言。 随便举几个例子： 大跃进时期，媒体告诉全国人民粮食亩产已经达到了十几万斤；报纸广播每天传播的都是发疯的谎言。 庐山会议以后，媒体告诉全国人民彭德怀是反党分子，却只字不提他是因为说实话替老百姓叫苦才被罢了官。 文化大革命中媒体更是被谎言充斥，它们每天都在撒弥天大谎。它们告诉全国人民，国家主席刘少奇是人民最危险的敌人，是叛徒内奸工贼。 “四五”天安门事件后，媒体告诉全国人民那是反革命事件，邓小平是这个事件的总后台，邓小平是中国的纳吉。 媒体最经常说的谎言是“全世界除了中国之外三分之二劳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我们去拯救……” 撒谎到了极致，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做到了极致，真实的声音被彻底地捂盖。 最可怕的是，不仅限制言论自由，也禁止沉默自由。所有的单位，城市里小到工厂的班组，农村小到生产小队的作业组，每天都要开学习会批判会，人人都要发言表态，人人都要歌功颂德高呼万岁，你保持沉默，那就是对党不满对现实抵触对毛主席不忠，就会被问罪。 古今中外的历史没有例外，舆论越是一律，谎言的纯度越高，人民越是要遭受苦难。当所有媒体被嵌入了权力机器，当人民的知情权和表达权甚至沉默权就被全面彻底地剥夺了，人民的生存权也必然被侵害。大跃进和文革时期，就是舆论极度一致的时期，也是中国人民受苦受难最严重的时期。是死人最多杀人最随意的时期，可那个时候的媒体却每天在宣传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欣欣向荣蒸蒸日上，还每天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早在延安时期，“解放区”的天就是舆论一律的“晴朗的天”。那时就不准任何 “杂音”发声，共产党人王实味就是因为两篇不无善意的文章有“杂音”送掉了性命。1942年4月1日，当时的党报《解放日报》改版，明确提出了“党报所必备的四大原则：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唯独不提媒体和新闻的命根子真实性。同年9月，政治局又提出要求：党报必须进一步增强党性，以后凡是新的重要的问题，小至消息，大至社论，须与中央商量。报纸不能有独立性，应当在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能有一字一句的独立性。 对报纸的这种“不能有一字一句的独立性”的严格严密的控制方式在世界新闻史上是极其罕见的，也违背了共产主义创始人马克思的主张。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主张党报应当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的，而且是可以批评党批评中央的，更可以批评党的领袖。到了斯大林那里，大搞极权专制，彻底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原则和关于党报的原则立场。毛泽东对舆论的控制是从斯大林那里取的经。青出于蓝更胜于蓝。新闻的核心价值――真实性绝对要让位于党性和组织性。 强调党性和组织性其实就是强调“唯上”，强调服从，强调奴性。媒体最基本的功能仅仅是为权力效力――夺取权力和巩固权力。如此，媒体必然成为权力斗争获胜者，也就是最高统治者或统治集体的御用工具，成为撒谎的机器、整人的武器和歌功颂德的扬声器。 解放后，特别是集中打击了几十万说真话的知识分子的反右派斗争以后，中国的言论自由大踏步地倒退了将近一个世纪，直到今天，尽管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治上也趋向开明，但言论自由特别是新闻自由远没有恢复到慈禧时期的开明程度，这是中国人民巨大的不幸和悲哀。 我们来看看“解放”前后中国言论自由状况的比较。 中国近代以来言论自由状况比较表
Comparison Table --- freedom of the press --- for the last 100 years or so in China
Note: A: Cixi was the ultimate ruler during the later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before China became a republic. She died just a few years before the total collapse of the empire. B: The revolution period led by Dr. Sun, who later became the founding fathe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 Yuan Shikai was a powerful figure in the later years of Qing Dynasty, a powerful warlord, who later became the ultimate ruler in the beginning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e attempted to start his own dynasty by declaring himself to be an Emperor of another dynasty. But it was short lived, lasted only 70+ days before he died. D: After the death of Yuan, China was actually ruled by many warlords, no viable central government. Then, another warlord, Duan qirui, emerged as the most powerful one. He established a national government in Nanjing, lasted a few years only before it collapsed at the protest of civilians. E: Republic of China ruled by Guomindang or the Nationalist Party. The most prominent figure during this period was Jiang jieshi, who was defeated by CPC and fled to Taiwan in 1949. F: The period of what we are in now,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绿色表示最好，红色表示最差。 我们再来看看解放后中国的言论自由状况在世界上属于哪一个类型。 言论自由类型表
红太阳时期比斯大林有过之而无不及。目前的情况我后续文章会细谈。
November 26 什么人杀人可以不偿命什么人杀人可以不偿命 （这是郭老学徒在搜狐上发表的被隐藏了的文章。） 一个北京青年因为杀人今天被杀了。 因为，杀人要偿命。 什么人杀人可以不偿命？
湖北天门的城管把拍照片的过路人打死人了不用偿命；云南的警察在“群体性事件”中把两个胶农“击毙”了不用偿命；前几天还看到报道，有几个警察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把一个嫌犯殴打致死也没有获罪。再往远说，当年红卫兵和造反派响应伟大领袖号召，横扫一切害人虫，打死和折磨致死了许多人，都不用偿命。
依附或响应权力的人在权力的指使下或以权力的名义杀人似乎不用偿命，或许还会立功受奖。
执掌权力的人下令杀人，或强制推行置人于死地的政策，无论导致多少人的死亡，是几万、几百万、几千万，在没有改朝换代的情况下也是不用偿命的。没准还会被歌功颂德永远铭记。最坏的评价不过是“三七开”，“功大于过”。
一个普通人杀了一个人就是凶残的暴徒了，杀了十个人就是极其凶残的恶魔了，如果杀了一百个人，整个世界都会震惊，历史也会颤抖。而执掌权力的人戕害了几千万的生命却可能不被清算和问罪，或者无法及时清算和问罪，这就是权力最可怕之处，也是人类必须以最高的警惕和最有力的措施约束、制衡权力的根本原因。权力杀人害人太容易了。
公共权力是人类社会为了保护自身安全和维护社会秩序而设立的唯一合法拥有暴力的机构，权力的内核就是暴力，其本质就是强制，以合法暴力为支撑的强制。如果权力的执掌者不受人民的约束，如果他可以借助于合法拥有的暴力为所欲为，权力就必然从保护人民的功能转变成戕害人民的残暴的机器，比任何凶徒和恶魔都会邪恶残暴百万倍千万倍。不受约束的权力是吞噬生命的绞肉机。
特别是那些喜欢当大救星的伟人，当他们对人民承诺他为人民谋幸福的时候，当他们由此获得善良的人民的信任的时候，当他们的权力不受约束的时候，巨大的灾难就无法躲避了。不受约束的权力是吞噬生命的绞肉机，极权独裁的权力是涂炭生灵的熊熊烈焰。回顾一下二十世纪发生的几场浩劫，无论东方西方，无一不是极权独裁专制的杰作。极权专制是万恶之源。无论左派右派。
所以，必须把权力关在笼子里，或者像狗一样拴上链子，只准它看家护院，不准它越位咬人。
如何把权力关在笼子里，人类已经有了三百多年非常成熟的经验，那就是： 权力执掌者必须由人民定期选举授权，权力必须分立和互相制衡； 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必须得到保障，不受任何人特别是不受权力的侵犯；特别要保障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这是人民在向权力执掌者授权后保护自己的唯一的武器； 必须实行法治而不是党治，党治的本质是书记治、是人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程序面前领导止步。 简言之，就是必须实现民主、自由、法治、人权，实现普世价值。民主、自由、法治、人权，这些普世价值在现行宪法里都有明确的承诺，只是没有去真正地落实而已。 危险的是，普世价值当前正在被一些有来头的人围剿和批判，这些人甚至吹起了阶级斗争的号音，唱起了文革发动者的赞歌。他们很希望回到那个随意杀人不用偿命的阶级斗争时代，他们以为让权力更蛮横才能制服和恐吓住此起彼伏的“一小撮”“不法分子”，才能保证稳定和谐长治久安。 他们错了，权力杀人不被问罪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几十年赞美暴力的宣传已经把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培养得很不耐烦，很容易选择暴力方式来给出“说法”。那位北京青年仅仅因为警方不给个说法就用快刀问罪，用血说话。由此可见，以强化权力的镇压功能来对付民众的不满，只能引发更多更暴烈的破釜沉舟。暴政必然促进暴亡。
还是全社会共同努力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建设一个没有恐惧和绝望的新社会。 走向民主是唯一的选择。 November 03 震惊:奥巴马宣布退出总统竞选<<美国,请将我遗忘>>
震惊:奥巴马宣布退出总统竞选<<美国,请将我遗忘>>
作者不祥
尊敬的美利坚选举委员会、迪恩主席（民主党）、麦肯恩参议员、参众两院议员们、亲爱的米歇尔、全国公民们！：
October 22 在美国买一双中国产的登山鞋只要3块钱！
在美国买一双中国产的登山鞋只要3块钱！
为什么在美国买一双中国产的登山鞋只要3块钱？
October 08 温家宝的道德狂妄刘晓波：温家宝的道德狂妄
最近，中共总理温家宝在美国演讲和接受采访，大谈道德。
谈到毒奶粉事件，温家宝说："一个企业家身上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只有把看得见的企业技术、产品和管理，以及背后引导他们并受他们影响的理念、道德和责任，两者加在一起才能构成经济和企业的DNA。"他还说："中央政府在得知奶粉问题后第一时间公开。"
而事实上，毒奶粉危机的爆发和蔓延，显然是黑心资本与黑心权力的联手投毒，要论责任，我以为政府的监管渎职和新闻操控的责任更大，如果没有黑心权力的纵容和庇护，如果没有奥运期间严格的新闻管制，三鹿毒奶粉绝不会长时间、大面积作恶。但温家宝只把道德利刃对准商界，却丝毫不提中央政府的责任，而且用"第一时间公开"为中央政府辩解，难道不是政客的道德败血症吗？
谈到作为总理的自我期许，温家宝说："我希望留给后人两点精神遗产：第一，当遇到灾难时不要退缩，要勇于面对，并且带领人民去克服，这需要坚定、勇气和信心；第二，一个政府，除了对人民的负责、服务、献身和廉洁以外，不应该有任何特权。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权力都要为了人民。我希望在我离开人世之后，人们能记住这位总理，确实是按照这两点来做的。"
温家宝"希望留给后人两点精神遗产"，可以概括为知难而上的"大无畏"和行使权力的"大公无私"。但如此"大无畏"的总理，却不敢正面回答赵紫阳和六四的问题，也不敢诚实地回答中国的人权问题，非但不敢，还公然说谎："自由言论和媒体自由报道是得到了承诺的。"如此"大公无私"的总理，却从不提及关于他妻儿暴富的负面传闻。
虽然，温家宝以"平民总理"自居，但作为寡头独裁政权的巨头之一，他不可能具有真正的权力谦卑，所以，他谈道德的口气一点儿也不平民，而仍然是一副居高临下的教训腔调。故而，他的道德论调所表达的，与其说是所谓"平民总理"的高尚自律，不如说是独裁寡头的道德训诫，那种骨子里的权力狂妄想掩饰也掩饰不了。
在中国的制度和文化中，权力崇拜带来当权者就是道德圣人的狂妄，所有执政者都喜欢唱道德高调，已经成为一以贯之的传统，正如孔子所言："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但从古至今的现实所显示的景观恰恰相反：最爱讲道德的中国从来没有过言行一致的传统。帝制时代，二千多年的"仁、义、礼、智、信"的高调，也没有唱出几个真正的清官和明君。民国时期，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和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带来的却是极端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权。中共执政后，毛泽东唱了二十七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调，唱出的却是人与人之间的残酷斗争；后毛时代，从邓小平的"五讲四美"到江泽民的"以德治国"再到胡锦涛的"八荣八耻"，带来的却是官场的腐败和公德的沦落。
面对中共官场的普遍腐败和社会公德的普遍沦落，中共执政集团不思从制度改革上入手，不从根治权贵集团普遍腐败上着眼，反而一次次地祭起了钦定道德标准的陈腐旗帜，以为靠最高当权者的道德召唤就能澄清玉宇。但这种由当权者发布道德训诫的陋习，与其说是为了从思想意识上道德上遏制腐败，不如说只是为了突出权势者多么有道德；与其说是为大陆社会的道德建设指出了方向，不如说是又一次倒行逆施，只能使目前"缺德"的现状愈演愈烈。现在，温家宝的大无畏和大公无私的高调，也无法遏制全社会道德的急遽败坏。
温家宝的道德训诫所奉行的统治逻辑极为陈腐，与现代人类文明毫无共同之处，倒是让我不断地回到二十四史所记载的几千年帝制时代，历代帝王们为民众钦定思想权威和道德标准的圣谕传统，不仅其中记载的中国古代礼仪之繁复，令我不敢想象，更令我不敢相信的是，古今一脉，表面上是儒家"道统"制约皇权"法统"，实质上是皇权法统主宰儒家道统。礼仪道德之标准皆由官方发布，常常就是皇帝本人的圣谕。比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唐太宗的"贞观礼仪一百三十八篇"、宋太祖的"礼仪诏"，特别是朱元璋统治下的明代初期，皇权管制之宽之严类似于毛泽东时代的大陆，已经深入到每个人的吃穿住行生老病死婚嫁交友的所有细节，其表现便是繁复的各类以"圣谕"的形式颁布的礼仪。
以皇家，特别是以皇帝一人为象征的最高皇权是衡量一切的唯一标准，它颁布各类禁令和制定各种制度，皆由皇帝确定并昭示天下。比如，从皇帝到庶民的男人，可以分为十几个等级，皇帝、皇太子、亲王、公、伯、一至九品、平民，平民又分为士农工商；女人从皇后一直到妓女，其等级也有几十层，层层排序，各守本位，不得逾越。其等级森严包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庆宴请等所有生活的细节，真是"一览众山小"，一权天下威，一人天下父。比如，明太祖洪武二十年对民房的定制：庶民庐舍，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饰彩色；洪武三年对服饰定制：乐妓衣饰明角冠，皂褙子，不许与民妻同。在农人与商人之间也规定了严格的服饰界限：农人衣饰由纱、绢、布做，而商人不能用纱做衣服。农家有一人从商，全家都不能用纱制衣。此类规定即是法律，违者必受刑罚，重者可以因穿衣而丧生。生活于这些礼仪中的人还有什么个人和自由可言，说"专制到细胞和灵魂"真是恰如其分。
在如此森严的等级制之下，中国人已经彻底丧失了被剥夺自由的耻辱感，每个人从未把自己当作人，统治者没有，被统治者也没有。所谓"人"，在中国古代的哲学中仅仅是区别于兽禽的称呼，而一进入社会就没有了人，而只有主子、臣子、奴才、妻、妾、妃。所谓历代之改制，也从未触及专制等级制和钦定道德的传统，而仅仅是为了使之更完善而已。奇怪的是，在统治者如此高高在上地俯视人甚至完全无视人的制度下，居然无人对此制度提出过根本的质疑，无人把人本身的权利作为其道德的基础。
在人类历史上，制度、法律、思想和道德的建设、改进、创新和完善，皆是自发演进长期积累的结果，而不是某一个完美的统治者、思想权威或道德教主创造并颁布的。文明越进步，政治权力对思想和道德的强制干涉就越不具有合法性。任何统治者无权把某种思想或某种道德钦定为唯一权威，无权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向社会进行强制性灌输，无权为维持其统治权力而强制建立一元化的思想或道德的秩序。相反，政治权力必须在思想上和道德上采取中立态度，让思想和道德在自由的多元化格局中，通过自发的竞争进行交流、对话、包容、渗透、融合，才会使一个社会具有健全的道德秩序和不断的思想创新，才会使人类在优胜劣汰的公平自由竞争中保持生生不息的创造活力。
这一切，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已经成为起码的人文常识，而只有少数顽固坚持专制统治的独裁者及特权集团，才会自以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才会相信自己的绝对正确，狂妄到为社会为民众钦定思想权威和道德标准的蒙昧程度。这种陈腐而野蛮的权力狂妄，既是对人的自由及尊严的践踏，也是对人的智慧的蔑视。这样的统治者除了绝对相信自己的能力之外，把其他人皆当作无独立能力的依附者──无思考能力和选择能力的弱智者或残疾人，把当权者代替众生思考和选择视为赐福于民，把剥夺人的自由的思想权利和选择权利视为理所当然。中国的统治者最爱说："此为礼也，用以教民"，他们甚至狂妄到可笑而弱智的程度，比如，明王朝的缔造者朱元璋创建的贯穿整个明朝的一项制度，居然是每个月月初都要发布指导百姓怎样生活的圣谕，由顺天府的头儿带领宛平县和大兴县的县令入宫领旨，然后在金水桥南头交给十位有头有脸的乡绅耆老。由于月月都要宣旨，圣谕的内容便高度重复，久而久之，聆听圣谕的耆老们就不耐烦了，索性花钱，一边贿赂宣旨的官员，一边雇佣了一些街头痞子，给他们制一套体面的行头，让他们代为听旨。宣读圣旨的官员收了好处，自然心知肚明，默认了此种欺君大罪。如此，耆老们避免了浪费时间的麻烦，官员和痞子得到了银子，三者共同在光天化日之下上演着欺君之秀，严肃地假装宣旨，恭敬地假装聆听，只有皇帝一人变成了白痴，被他的臣子和臣民玩弄于股掌之间。
不幸的是，今日的中国人仍然在这样的狂妄而弱智的统治之下，思想和道德皆以统治者或统治者钦定的圣人为权威标准。这种"年年讲月月讲"的传统非但没有绝迹，反而被中共政权创造性地发展，变成了"天天讲时时讲，"毛泽东的最高指示、邓小平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亲民路线，在其各自执政的时代皆是百姓每天必须聆听圣谕。一会儿是发布"道德纲要"，一会儿通过"建设精神文明决议"，一会儿又有"保先运动"，居高临下地频频教导老百姓如何遵守道德常识。这些"纲要"、"决议"和"运动"，居然把百姓当作幼儿园的孩子，要求百姓"尊老爱幼、男女平等、邻里团结、勤俭持家、助人为乐、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等等。我想，那些被中宣部频频找来开会的官员们和每天被要求学习党魁训令的百姓们，其心情与明代的宫廷太监、大户乡绅、街头痞子完全一样，共同上演一出统治者装模作样地发号施令，被统治者装模作样地洗耳恭听的作秀肥皂剧。
狂妄是所有独裁者的道德癌症，越是有所作为的独裁者就越狂妄，不用提外国，仅列出中国的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康熙乾隆、毛泽东......足矣！这样的政治强人也具有把癌细胞强制扩散到全社会的超强能力。尽管现在的中国已经告别了独裁强人的时代，但是并没有摆脱独裁制度的统治逻辑──所有的专制社会在道德上皆是野蛮的虚伪的堕落的，所谓中国为几千年礼仪之邦，不过是长期的意识形态强制灌输形成的虚假套话。鲁迅说"礼教吃人"，点出了礼仪之邦的野蛮性；陈寅恪说中国的礼仪制度"大抵仅为纸上之空文"，道破了礼仪之邦的虚伪性；野蛮而虚伪的礼仪之邦在道德上必是堕落的，因为布道者恰恰是最大的不讲道德者。当你不遵守他们颁布的道德礼仪之时，比如提出与统治者不同的政见，他们才不会只用道德说教来说服你，而是要用监狱甚至肉体灭绝来彻底取消你说话的权利和机会，正如古人违反了三从四德之时，他们不会只用儒家经典来劝说，而是要动用法家的严刑峻法来惩治。换言之，他们不仅用暴力恐怖吃人的肉体，更是用欺骗吃掉人性、人格、尊严和灵魂。
中国，从古至今，以独裁权力为核心的等级制和礼仪道德，覆盖之广泛、统治之严酷、虚伪之透顶，实为举世罕见，甚至连以宗教立国的民族亦难比拟。由此，可以解释为何中国之独裁等级制得以几千年不衰，成为世界上最长寿的政体。
当今的大陆仍然沿袭着传统帝制统治逻辑，执政集团既是权威的布道者，又是最大的道德腐败者和伪善者，政治腐败所导致的全社会的缺德现状，绝非统治者依靠最不道德的绝对权力发布什么道德训诫所能改变的。非但不能改变，反而只能加速全社会的道德荒漠化。
2008年10月5日于北京家中
September 27 洗你脑子没商量强烈建议!隆重推荐! 圈友交流必读--你再聪明,洗你脑子也没商量 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们，我们都是从小被用狼奶灌大的人，所以写反对狼的文章也经常拿狼奶来写，这怎么能写得好呢？写自由民主的文章首先就是要停止使用狼奶语言，哪些是狼奶语言呢？举个例子——“苏联”和“美国”，这就是典型的狼奶语言，正确的语言体系应该叫“苏国”和“美联”。因为苏国是真正的集权国家，美联才是真正的联邦国家，而狼奶语言体系完全遮蔽了这个真相。几乎与政治有关的所有词汇基本都是如此。下面我一条条分析。 1、“州”的误导 2、“白宫”的误导 下面再分析一个狼奶语言体系词汇“白宫”，其实正确的自由民主语言体系应该叫“白房”，因为它根本不是代/表砖制不平等的什么“宫”，是“white house",不是“white palace”. 3、“总统”的误导 其实呢，这个在狼奶语言体系中听起来大的不得了的“总统”，既不能制定这个国家任何法律，也不能按法律裁定任何事情，即：既没有立法权，也没有司法权，甚至连他“下面”任何一个邦国、任何一个城市的领导都管不着，你说他还总统个什么，他仅仅有按照法律执法的权力而已，并且了解美联法律的都知道，他们的法律对这个“总统”具体执法方式也有很多限制，所以他压根不是什么“总统”，而仅仅是个“联邦首席执行官"而已，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们应该停止“总统”这个砖制狼奶词汇的使用，改用“联邦首席执行官"，或者简称美联“执行官"。 讲了美联执法的首席执行官，和立法的立法院，现在讲一讲这个世界几乎最自由民主的国家的司法机/构——法院，据说在他们的法院里面有“陪审团”，我们的法院里面也有个陪审员，我们那个倒确实是“陪”的，知道的都明白那是个陪衬，不起作用的花瓶，用“陪审”来描述我们法院那个确实很贴切，可用描述砖制制/度中的东西去描述自由民主体系里面的东西这就完全是诬蔑和诽谤，因为这个狼奶语言体系的“陪审团”在美联的法庭上具有最大的权力——“裁定罪名是否成立”。 具有这么大的权力的东西怎么是“陪审团”和什么“陪审员”呢！很明显这些词汇遮蔽了其本意，正确的自由民主语言体系词汇应该叫“临时公民审判团”或简称“公民审判团”，“临时”是为了防止老百姓被洗脑，和长期担任该职务后变成政府利益集团的一分子，“审判”说明其拥有实权，完全没有“陪”的意思。美国的法庭里面的法官仅仅是个“法庭的主持人”，没有裁定罪名成立与否的权力，“团”说明其有多人组成 4、“议会”的误导 5、“陪审团”的误导 双方的证据是否可以呈堂，提出的证人是否可以出庭，向证人的提问是否恰当，在法庭上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什么，在有一方犯规的时候叫停，等等，这些都是所谓“法官”的责任。但是，真正在案子里最终决定输赢的，却不是这个所谓的“法官”。在审判中，所谓法官只是个球场上辛辛苦苦监视双方是否犯规的。而且在整个审理过程中，他确实在不断地吹哨叫停。法官的水平一是体现在对于游戏规则的熟悉，还有就是对抗衡的双方“吹哨吹得公正”。 他的水平绝不是体现在给被告定罪时能够“明察秋毫”。在这些案子中，美联的法官并不是断生死的“青天大老爷”，断案根本就不是他的事儿，他也压根儿就没那份权力。那么，最终到底是谁在掌握被告的生杀大权呢？是最最普通的美联平头大百姓，即“临时公民审判团”或简称“公民审判团”。 看到这里，再结合上面“议会主/席”的例子，大家可以得出结论，在有“公民审判团”的自由民主的法庭上根本没有所谓的“法官”，仅仅有个“法庭主持人”他仅仅在维持法庭的辩论秩序，和立法院主持人维持立法院辩论秩序一样，所以在有“临时公民审判团”审案的法庭里，追求自由民主的朋友们应该停止使用遮蔽真相的“法官”这样的狼奶砖制语言体系词汇，改用自由民主语言体系词汇“法庭主持人”。 6、“两D制”的误导 7、“行政性”的误导 8、苏“联”和美“国”的误导 9、“美国独立战争”的误导 因为独立战争打完之后，首先美联邦并没有成立，而是出现了13个独立国家，其次这场战争目的也是这13个国家的独立，他们联合起来打跑奴役他们的统治者，目的不是建立美联邦，历史上建立美联邦也是独立战争结束十几二十年之后的事情，就如同二战之后推翻德军的占领后欧洲各个国家都独立了，几十年后，当年独立的欧洲国家开始联合形成欧盟，但你不能说二战中是欧盟的独立，只能说当时的各个欧洲国家的独立，其实砖制之所以要使用这骗人的说法，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掩盖美联邦这种国家是联合形成的，掩盖这种自由民主联邦政体概念。 所以说，让我们抛弃砖制狼奶语言体系说法——“美国的独立战争”，改用正确的自由民主语言体系的说法应该：“美利坚13个国家的独立战争”（这里的美利坚仅仅代/表美利坚这个地区） 10、“政教”分离误导 所以大家要摒弃砖制狼奶语言体系词汇“政/教分离”，改用“政府和教会分离”，即宗教机构(教会)没有政府机构的立法权，执法权和司法权，政府机构也不能干涉宗教机构的宗教活动，也就是说是宗教“机构”和政府“机构”这两个组织实体要分开，而宗教人士和宗教组织拥有和其他普通人和普通人的团体同样的政治权力，包括言论自由，示/威、游/行、结/社，选/举和被选/举权，大家可以看看在自由民主国家，在政界活动的绝大部分都是宗/教人士和信徒，比如几乎所有美国总统都是宗教徒；马丁.路德金是牧师，当年他就是在教堂里面号召人们去斗争的。 11、“私有制和公有制”的误导 大家可以把“私”和“公”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对比以下，很明显“私”具有某种贬义，“公”具有褒义；我们再看“官”和“公”这两个字，很明显“官”具有贬义，“公”具有某种褒义；然后我们再看“私”和“民”这两个字，很明显“私”具有贬义，“民”具有某种褒义；砖制巧妙的选择了“公”有制来美化“官”有制，同时选择了“私”有制来丑化“民”有制，而且不断地通过垄断的官办媒体妖魔化“私”这个字眼。 其实“私”有制的企业在基国现在也存在，但在说道这个概念的时候，大家可以注意基国是怎样表达的，他们说的是“民”营企业，绝大部分情况下都说的是“‘民’ 营企业如何如何为社会作出了贡献”和而很少说“‘私’营企业如何如何为社会作出了贡献”，也就是说，用的着它的时候说的是“民”，否定它的时候说的是“私 ”，大家注意到这里面的微妙差别呢吗？注意到了，这说明你懂了，所以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们，除了在学术领域，其他时候请回避使用“私有制”，而是用更能争取人心的词汇“民有”“民有制”或者“公民个人所有制”，同理“私营企业”应该改为“民营企业”/“民办企业”，好!学到这里,我们再和前面学过的“国营 ——官办；国有——官有/官办；国营企业——官办垄断企业；国有企业——官有垄断企业/官办垄断企业；国有银行——官办银行；国有制——官有制”这些知识一起来看下面的句子： “官办企业越多越有利于官府，对咱老百姓越不利；民办企业越多越有利于咱老百姓，对官府的官僚越不利”。这句话是不是很容易说服人？但是如果你使用砖制狼奶语言体系可以安排的词汇“国有企业”和“私有”再试试：“国有企业越多越有利于官府，对咱老百姓越不利，私营企业越多越有利于咱老百姓，对官府的官僚越不利”。发现这两种语言体系的区别呢吗？ 12 “资本”主义的误导 我们平时说“某某主义”，就是某某东西在某种思想中具有最“主”要的意“义”，即“主义”，说通俗点就是某某东西在某种思想中是老大的意思，那我们来看看“资本”（即生产资料）在自由民主社会是老大吗？ 其次双方的价格是在双方自愿的的情况下在竞争性的市场中决定的，提供劳动力的有其他劳动力和他竞争（基国的官办垄断企业里面，工作轻松，收入高的都是有背景的，其他人是不能去竞争的），提供生产资料的有其他老板和它竞争（基国通过各种执照打压竞争，各种权力垄断随处可见），甚至还有现在打工的作为潜在的老板和它竞争（基国的很多行业连其它老板都不能染指，更别说普通打工者了），而且还有反垄断法在保护生产资料之间的竞争（基国没有真正的反垄断法，官僚垄断随处皆是），还有工/会在帮助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进行集体谈判（基国没有真正工/人自己的工/会），总之人人都可以选择当老板或者打工者，人人都能提出自己想要的回报的价格，不管是打工回报，还是投资回报，但谁也不能强买强卖决定价格，因为有市场上的其它竞争者存在。 可见资本和劳动力之间谁也不占决定性的优势，现实的自由民主社会投资收入和劳动力工资之间的分配比例约为1：5，资本投资也不占什么决定性的优势。可见把这样的社会叫做“资本”主义社会完全是个陷阱，把代/表自由平等民主的社会体系中的一部分——“资本”作为这个体系的最核/心的东西取名为“资本主义”是对这个制度的诬蔑，是对这个体系某方面的刻意放大和丑化，所以大家应该抛弃这个砖制狼奶语言体系词汇“资本主义”。 改用“自由民主”来替代它。因为自由民主才是这个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包括经济上的自由 ——自由投资、自由打工、自由竞争；和政治上的自由、平等、民主。以此类推，“资本主义社会”应该改称“自由民主社会”，“资本主义国家”应该改称“自由民主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应该改称“自由民主制度”.大家再帮我顶,并帮我转发，我继续发。 资本主义国家是信仰自由，所以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意识形态并不存在。他是另一个宗教虚构出来的敌人。 13、福利制度的误导 所有的自由民主国家都是通过真正的福利制度缩小贫富差距，而官僚主义的基国是通过反福利制/度加大贫富悬殊，比如市民比农民福利多，干部比市民福利多。一个干部一年可以花掉几百万的医疗费，而一个农民只能一年最多能够得到他们的零头。而且越是有权有势的干部报销的比例越高，包销的范围越大，越是社会底层的穷苦农民报销的比例越低，范围越小，经常这样不能报，那样不能报。可见基国的反福利制/度不但没有帮助穷人享受更多的福利补贴，而且是帮助有权有势的富人增加更多的特权享受，不但不减少贫富悬殊，而是增加贫富悬殊。 所以说，基国压根没福利，而且不是多少的问题，也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官僚主义国家特有的为权势阶层提供更多享受的“‘反’福利制度”。所以当你说基国福利少，其实是对他的美化，甚至你说它没有福利，或者说它零福利都也是对它的美化，基国是连零福利国家都不如的反福利制/度。所以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们以后再提到基国的福利的时候，请使用自由民主语言体系词汇“基国的反福利制度”，所以以后不是讨论基国的福利制度如何如何不好的问题，而是要说万恶的基国反福利制度如何如何罪恶的问题。 14、“纳粹”的误导 所以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们就要使用自由民主语言体系词汇“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工人D”来揭露真相，所以说：反纳粹就应该说“反国家社会主义”；反对纳粹思想就应该说“反对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反击德国纳粹就应该说“反击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二战是反德国纳粹的的胜利就应该说“二战是反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胜利”..... 指出了“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真相后，这时候估计有人说国家社会主义不是真的社会主义，其实大家去看看国家社会主义的主张你就会发现，他主张和所谓的“社会主义”即“官僚主义”的主张一抹一样，都是主张“官权大，民权小”的思想，里面的区别仅仅是程度和侧重点不同而已，其实这些所谓“社会主义”之间经常都是相互不承认的，比如基国就说过苏国是修正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是官僚主义社会的必然，这些社会都是官老爷们说了算，如果另一个打和自己同样标签的国家和自己不一样，他们就经常说对方是假的。 还有人说“纳粹”是种族主义，其实种族主义仅仅是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一部分而已，要不为什么不叫：二战是反德国种族主义的战争呢？所以追求自由民族的人们应该使用自由民主语言体系的说法：“二战是反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战争” 16、美国游行示威需要批准的误导 那么“在美国游/行示/威需要申请”的这个砖制狼奶语言体系的说法怎么骗了那么多人呢？其使这是在玩偷换概念的游戏，在美联邦，那些要去示/威游/行的人到警察局去告知游/行的时间、地点、人数、口号、标语，是去要求警察对他们示/威游/行进行保护的，而不是申请示/威游/行本身，如果他单纯就去示/威游/行，根本不需要去申请，第二天直接去示/威游/行就是了。 在美联邦示/威游/行不需要官府批准，也不需要申请，只有在寻求警察帮助，通知警察前去维持示/威游/行秩序的时候，才需要向警察通告。比如一个美国共铲D要示/威游/行，他们不希望自己的游/行队伍中出现其他D派的人，举着其他D派的标语，甚至出现反对自己D派的标语，如果他们去通知了警察，游/行的时间、地点、人数、口号、标语，组织者等内容，警察就要去保证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只能是这些人，举着那样的标语，喊着那样的口号，如果有其他的口号出现，组织者就可以要求警察把搞破坏捣乱的人驱逐出这个地方，所以大家可以看见反战游/行经常和支持推翻萨达姆的政权的人同时上街游/行，但是经常都是一条街的一边是反战的，另一边是支持推翻萨达姆的政权的，他们各自呼喊自己一方的口号，举着自己一方的标语，如果哪一方要是越界，警察就会来维护秩序，防止双方人员混杂在一起出现身体冲突。 September 16 惊人：杨佳案的元凶
惊人：杨佳案的元凶是吴志明的衙内吴钰骅 ----提示：尽快拷贝，掩藏难免 痛饮人头马，推食沙门鱼。醉读判决书，恍惚有端倪：上海官府悉心掩护的此案元凶是吴志明的衙内吴钰骅？上海第二中级法院，位于闸北的共和新路立交桥的东北角，与闸北政法委是县官现管的酒肉兄弟，本来就该避嫌，但他既然敢把非法密审说成合法公审，当然就鉴定他自己与闸北警方和闸北律贼谢有明一样，都符合关于避嫌的规定。上海二中2008刑初99判决书，终于披露了一些细节用于编造谎言，但同样是这些细节可以供我们解读判决书的背面。 September 01 这个社会赤裸裸！
这个社会赤裸裸！ 亿万富豪资产来源主要靠权力
3000高干子女，拥有资产20000亿
August 23 有此反思 无愧其名
有此反思 无愧其名 转贴： WGZ交班直言三大憾事 （转自搜狐博客 Linx 日志2008-07-05 ）
（ WGZ交班时，沉痛直言三大憾事：1、关于干部财产收入申报公开机制，未能实施；2、关于改革现行纪委、监察部组织架构和隶属关系，未能成功；3、关于官员以公款或接受免费到高级娱乐场所消费，屡禁不止。 WGZ给自己打了59分，在中纪委欢送会上心情沉重。）
前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 WGZ，在出席中纪委工作交接班暨欢送座谈会上，回顾了接任中纪委书记五年的工作历程。 WGZ在三十分钟的讲话中，多次因心情沉重而停顿，也多次被掌声打断而热泪盈眶。
WGZ说：回顾接任中纪委书记的这五年工作历程，心情是沉重的。五年前当选中纪委书记，在尉健行的欢送会上作了表态：决不辜负人民的期待、党的委托，要继承十五届纪委正在进行而尚未完成的工作，立志要在若干人民强烈反响的问题上，要有突破。五年消逝了，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借此向同志们作临别交心和自责。
W说：单有决心是战胜不了现实的。我和纪委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是作过努力，作过艰难工作和必要的斗争，还是失败了。
WGZ说：我自己反省，是留下了三件未能完成的工作和遗憾大事而离任的。他所说的三大憾事，也是中纪委内折腾了二十多年的顽疾。
关于官员财产申报制， W在会上说：早在八十年代，陈云、彭真、邓颖超、胡耀邦、聂荣臻等，就多次提出，要建立干部和家属财产、收入申报公开机制。陈云指出：西欧、北欧资本主义国家能做到，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任何理由不能做到，否则，人民怎样会拥护共产党？ W说：党内对财产申报制抗拒、反对、抵制的势力相当顽固。所持的理由，指会失控，使干部和干部家属处处和人民处于对立局面，会造成政局混乱等。事实恰好是相反，哪有人民的政党怕对人民负责的道理。 W又披露：2003年、2005年，要在上海、天津、广东、江西的省级党政班子搞试点，最后都以难以推行而中止。
据知，2003年，中纪委调查组、中共中央研究室、中组部，曾就财产申报制，决定到上海、广东搞试点，结果发生两大问题：
1、党政干部强烈抗拒，以消极怠工、政局瘫痪来对待；
2、高、中级干部在内部申报时，上海市的省、厅级干部，百分之九十拥有一千万以上的资金，广东省的省、厅级干部，百分之九十九拥有一千万以上资产。如公开，势必会被社会各界追击。
关于改革现行纪委、监察部组织隶属关系、组织架构的问题，在十二年过程中，先后提出过五次讨论，都有较大争议，担忧会发生多中心，会出现党的领导被架空等情况。直到上海、天津、河北等地发生领导班子腐败案后，才作出部分改变。
关于严禁官员以公款或免费到高级娱乐场所消费。据中纪委在中共十七大会议期间，提供给代表的材料中披露：从2003年至2006年，每年党、政机关以公款吃喝玩乐的开支，徘徊在三千亿至三千五百多亿，再加上新增、更换轿车，年达五十万辆至六十五万辆，开支二千亿元以上。该材料中还披露：天津、南京、苏州、上海、杭州、广州、深圳、珠海、长沙、重庆、西安等地高级娱乐场所，公费开销，占百分之七十至八十；高尔夫球场公费开销，占百分之七十五至九十；外资、中外合资会所消遣，公费占百分之四十，由私企、合资、外资代表支付，占百分之四十五。该材料还披露：某些高级娱乐场所、合资、外资会所，百分之九十五设红灯区，受到当地政府、公安部门的保护。
WGZ给自己打五十九分。WGZ总结本届中纪委工作时说：如果人民能对我的工作给予六十分，我会很感动。面对严峻腐败、消极情况、积重难返的问题，我给自己仅能打五十九分，不及格，这样，我才能减轻些包袱。
评注：在台上的时候为什么不说？下台了都装圣人，装君子。也足见这摊子确实烂透了，任何人都无力回天，只有让它继续烂下去。WGZ乃无官正（吴官正）也！ August 13 中国富强呼唤私有化(转载)中国富强呼唤私有化(转载)
作者：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陈志武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2008年8月13日 星期三 在实现进一步增长方面，中国拥有一个未经开发的巨大来源：其庞大的国有资产，包括企业、资源和土地。将这些资产私有化，会释放出财富效应，并推动国内消费。这种改革将改变中国的增长模式：从投资和出口驱动型转为国内消费驱动型。这将降低中国对工业的过度依赖，并刺激其服务业。在此全球经济放缓之际，这样的改革适逢其时。 当1978年开始改革时，中国几乎所有的生产性资产都为国有。但自那时起，改革就一直未包括私有化。目前，政府拥有中国70%以上的生产性资产。在改革之初的20年间，将全国资产集中在政府手中，符合一种良好发展的目标，实现了基础设施的建立与工业产能的扩张。如果当时已将国有资产私有化，中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迅速工业化进程中可能难以调配资源。最初“不进行私有化的市场化”方式获得了成功，政府值得赞扬。中国由此拥有了强大的基础设施，并成为了一个工业化经济体。 但是，这种工业先行、政府投资驱动、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一直放任自流。偏重于工业（而非服务业）破坏了中国的环境。这也一直是一种资源高度密集型的模式。中国已将出口市场从发达国家拓展到拉美、中东及非洲等地。但以往的这种成功，正限制着出口进一步增长的潜力。经济放缓，加之美国和全球经济中的保护主义日益抬头，使得出口增长不那么容易。为了进行经济转型，中国需要转向内需（而非出口）驱动的、以服务业（而非工业）为主导的增长模式。 什么能刺激这种转型？鉴于工业产能已经过高，答案是私有化。决定继续将资源集中在政府手中，将弊大于利。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一直以高于10%的年率增长，但国内消费的增长速度却一直跟不上。原因何在？ 一旦我们对以往的收入和财富增长是如何在政府与家庭之间进行分配的加以审视，这个问题就不那么复杂了。首先，政府在中国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一直在不断上升，而这是以牺牲公民个人利益为代价的。1995年至2007年，政府税收（不包括国有企业利润以及出售土地使用权所得）经通胀因素调整后的年增长率为16%，而同期内城镇及农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年增长率分别为8%和6.2%。2007年，政府税收增加了31%，而城镇和农村家庭可支配收入仅分别增长了12.2%和9.5%。随着私人家庭在中国总收入中所占比例迅速下降，消费增长只会十分缓慢。 然而，政府和家庭之间资产所有权的分离，对消费增长的损害甚至更大。诚然，30年的快速增长增加了中国的收入，并大幅提升了资产价值。因此，人们原本可能期望看到这给私人消费带来的显著财富效应。然而，这些收益70%以上都流入了政府腰包，公民个人感受不到太明显的财富效应。 除非消费者拥有更多财富，否则私人消费上不可能出现财富效应。无论是中国还是前苏联，所有国有经济体都有一个共同点：经济增长由投资、而非消费驱动，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因此，对于多数中国消费者而言，劳动工资是可支配收入的主要（甚至是唯一）来源。但即便是这唯一的来源，增长速度也不及预期水平。这是私人消费增长缓慢的原因所在。国家所有权抑制了消费需求。 此外，基于政府还是私人家庭控制着国家的财富和收入，经济将呈现出不同的需求结构。如果是家庭控制着消费力，他们会更青睐消费品和服务，这将有利于服务业。如果政府控制着消费力，它会侧重于基础设施、工业项目和工业产品，这会推动重工业、能源及自然资源的消费。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所有权有利于促进增长。而如今，对工业的过度投资是一个负面因素。中国将剩余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在公民中进行平均分配，是至关重要的。这种私人所有权会将缺失的财富效应还给数百万家庭。短期内，这将有助于在全球经济放缓之际保持增长。从长期来看，这将改善中国的工业/服务业组合比例，降低对出口的依赖，同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的确，东欧的私有化进程短期内令人失望。然而，它之所以遭遇困境，是因为这出现在前社会主义国家——它们此前毫无资本市场、共同基金及相关法律和监管结构方面的经验。中国在这些方面已有近20年的经验。中国的共同基金行业管理着逾1亿个账户。在操作方面，中国已做好了准备。 作者是耶鲁大学管理学院(Yale School of Management)金融学教授 译者/陈云飞 =================英文原文：====================== Privatisation would enrich China Zhiwu Chen Wednesday, August 13, 2008 China has a large untapped source of further growth: its vast state-owned assets, including enterprises, resources and land. Privatising these assets would unleash the wealth effect and boost domestic consumption. This reform would transform China's growth model from being investment and export-driven to being led by domestic consumption. It would reduce its over- dependence on industry and stimulate its service sector. At a time of a global slowdown, suchreform is timely. When reform started in 1978, almost all productive assets were state-owned in China. But reforms since then have not included privatisation. Today the government owns more than 70 per cent of China's productive wealth. During the first 20 years of reform, concentrating the country's assets in government hands served a good development purpose, allowing the creation of infrastructure and expansion of industrial capacity. If state assets had been privatised, it might have been difficult for China to mobilise resources during the rapid industrialisation of the 1980s and 1990s. To the government's credit, the initial marketisation-without-privatisation approach has paid off. A robust infrastructure has emerged and China is an industrialised economy. But this industry-first, government-investment-driven and export-oriented growth model has run its course. The focus on industry not services has damaged China's environment. It has also been highly resource intensive. China has expanded export markets beyond developed countries to include Latin America,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But this past success is limiting the potential for further export growth. The slowdown, coupled with rising protectionism in the US and the global economy is not making export growth easy. To transform its economy, China needs to shift towards growth driven by domestic demand, not exports, and one led by services not industry. What can stimulate such a transformation? Given that industrial capacity is already too high, privatisation is the answer. A decision to continue to concentrate resources in government hands would do more harm than good. China'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has been growing at more than 10 per cent a year, but its domestic consumption has been slow to catch up. Why? This becomes less puzzling once we examine how past income and wealth gain are spli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households. First, the government's share in China's income has been rising at the expense of private citizens. From 1995 to 2007, the inflation-adjusted annual growth rate was 16 per cent for government tax revenues (not including state enterprise profits or proceeds from selling land usage rights), and 8 per cent and 6.2 per cent, respectively, for urban and rural household disposable income.In 2007, government tax revenues increased by 31 per cent but urban and rural disposable income went up by just 12.2 per cent and 9.5 per cent respectively. As private households' share in China's income pool is shrinking fast, consumption growth can only be slow. However, the split in asset owner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households is even more damaging to consumption growth. It is true that 30 years of fast growth has enlarged China's income pool and dramatically increased asset values. Thus one would have expected a significant wealth effect on private consumption. However, with 70 plus per cent of this gain going to the government, private citizens have not been able to feel much of a wealth effect. A wealth effect on private consumption is not possible unless consumers own more wealth. It is no surprise that all state-owned economies, whether China's or the Soviet Union's, have one thing in common: growth driven by investment, not consumption. Therefore wages from labour are the main, or even the only, source of disposable income for most Chinese consumers. Even this single source is growing more slowly than expected. That is why private consumption is slow to rise. State ownership depresses consumption demand. In addition, depending on whether the government or private households control the country's wealth and income, the economy will have a different demand structure. If households control spending power they will favour consumer goods and services, which benefits the service sector. If the government controls spending power, it will favour infrastructure, industrial projects and industrial goods, boosting heavy industries and energy and natural resource consumption. In the 1980s and 1990s, these consequences of state ownership were growth-enhancing. Now, the over- investment in industry is a negative. It is fundamental for China to distribute ownership rights of the remaining state assets equally among its citizens. This private ownership would return the missing wealth effect to millions of families. In the short run, it would help maintain growth during a global slowdown. In the long run, it would improve China's industry/service sector mix, reduce its dependence on exports and also create more employment. Yes, privatisation has created short-term disappointments in eastern Europe. However, it ran into challenges because it occurred in former socialist countries that had no prior experience with capital markets, mutual funds and the associated legal and regulatory structures. China has nearly two decades of experience in these. Its mutual fund industry manages more than 100m accounts. China is operationally ready. The writer is professor of finance at the Yale School of Management August 12 国家利益背后的国家价值观
国家利益背后的国家价值观 张辉
有时候写点文章，里面无非说一些自由、民主、宪政、法治和共和之类的疯话，于是也招致一些朋友的谩骂和误解。谩骂我的人无非是几句脏话，这并无伤我的大雅。但是也有一些朋友通过网络找到我善意地和我交流，认为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实行民主会伤及国家利益，民主并不可行。反对民主的话并不是空穴来风，很多所谓的学问家适时推行威权主义理论，并能大行其道，就说明了背后有政治力量在支撑，这倒是觉得可以谈谈《国家利益背后的国家价值观》。
所谓国家利益
人的本性表现为趋利避害，是利益性。一个国家也是一样，也要趋利避害，也是利益性的产物，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毫不例外。这里所谓的国家就是一些人和一片土地的总和，所以国家不是领袖，不是党派，不是政府，国家就是国家。领袖，党和政府只是这个国家政治生活的部分内容。那么可见，国家利益也不是空洞的口号和吓唬异议人士的工具，国家利益必须超越领袖、党派和政府，是这一片土地上每一位公民的利益，是应该能看见并能摸着的东西。
如果一说国家利益就把国家利益与领袖、党派和政府挂钩，似乎他们是国家利益的必然化身，触犯不得，那就中了威权主义宣扬者的圈套，同时也就进了独裁者设定的圈套。先有国民党，后有**党，他们都曾经想把自己当做国家利益的化身，并迫使人民也如此，于是国家利益被党派绑架以后遭受了巨大的损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两件事都是人类历史上的大事，一个国家遭遇一次就足够被历史嗤笑了，我们中国居然把这俩事件都遭遇了。这是谁之过？这都是党派绑架国家利益之大过。
再看看历史，党派利益和国家利益挂钩以后，历史被歪曲了多少啊！国民党写了国民党的中国近代史，**党写了**党的近代史，而历史学家没有自己的近代史。北伐，长征，抗战，国内战争，这些东西不超越党派，就得不到真实，1949年后的内幕更是多得不得了。暴露给人们的都是经过修饰的，人们基本上生活在虚假的世界里，并在虚假的世界里洋洋得意。对这个国家，连真实的东西人们都看不见，怎么能看见踏踏实实的国家利益？于是，一谈国家利益，人们除了歌功颂德和乞求明主以外，就有点茫然无措。
所谓国家价值观
人是一种有利益需要的东西，一个人产生什么样的利益需要是由很多前置条件决定的，这些前置条件在人的头脑里产生了一个价值观，于是，人们要做什么事情，追求什么利益，就根据自己的价值观来产生言行，于是，贪官做贪官的事情，清官做清官的事情，学生做学生的事情，企业家做企业家的事情，同样是在党旗下宣誓，宣誓以后，那些党员的做法大相径庭。这些都是价值观不同的缘故。放大来说，一个团体，一个党派，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需要，也都有自己的价值观。
这个国家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那个国家为什么要做那样的事情，这些都是由国家价值观所带来的利益趋向所决定的。当你参透了一个国家的价值观，你就容易理解那些你原来不能理解的国家行为了。比如朝鲜这个国家，我们现在就很难理解它，闭塞，落后，饥饿，还号称是最正统的社会主义，这一切都匪夷所思，但金氏父子强加给这个国家的价值观就是这样的结果；再比如美国这个国家，我们其实也很难理解它，开明，包罗万象，吸引全世界的目光和资金，还要做世界警察，我们可以不理解，但这就是实在的美国，也是这个世界需要的美国，同时也是美国的价值观所造就的结果；现在回过头来说我们中国，中国在这个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多少年来是变幻莫测，自由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都常常觉得很不合胃口，而当局的拥护者则觉得巧妙得很，光彩得很，不断吹捧，这也是莫名其妙的国家价值观所导致。
所谓国家价值观就是一个国家表现于外在的主流价值观，每一个有特色的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国家价值观，这在现代国际政治生活中是显而易见的。法西斯德国有自己的国家价值观，苏维埃苏联有自己的国家价值观，现在的朝鲜有自己的价值观，特色下的中国也有自己的价值观，于是它们表现给国际社会不同的国家利益。可见国家价值观对国家利益的决定性作用。
国家价值观产生的方式
民主与专制的区别，从内容的形式都有很多，研究起来让人眼花缭乱，有的人研究半天反而分不清楚什么是民主和专制了。民主与专制的根本区别就是对待反对派的态度，如此而已，对反对派越宽容就越民主，如果能够通过法治将反对派和主流派加以同样的保护，那才是真的民主。所以，德国的社会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都是极权的特殊形式，和民主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说国家是一片土地和一些人的总和，那么国家利益就是这片土地上的这些人的利益的总和，那么国家价值观就只能产生于这片土地上的这些人。这些人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就好比一个大的市场，有经济市场，有政治市场，有文化市场，也有观念市场，所谓国家价值观就应该是观念市场关于国家利益的一个产物。如果有人用暴力和谎言在观念市场压制另一些人（多数人或者少数人）的观念，通过欺行霸市的方式产生一种畸形的国家价值观，并呈现给世界，那么就可以说这种国家价值观来自专制。相反，如果大家有充分的思想表达自由，通过观念市场进行竞争，经过充分的表达冲突，总有一些关于国家利益的观念优先胜出，形成多数人认可的国家价值观，那么就可以说这种国家价值观来源于民主。可见，国家利益产生于国家价值观，国家价值观的产生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专制的方式，第二种是民主的方式。
自古以来，国家价值观大多都产生于专制的方式，因为人类现有的历史大多都是专制独裁的历史，即便在西方民主国家发展的初期，统治者也是非常专制的。在统治地位来源于暴力又必须用暴力去维护统治的时代，国家价值观就是皇帝和朝廷的价值观，就是领袖和党的价值观，他们通过思想压制和言论钳制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社会，并且通过洗脑教育经常也能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秦皇汉武决定了秦和汉的国家价值观，二战时期法西斯国家的领袖们决定了它们各自国家的国家价值观，苏联和一些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领袖和党决定了国家价值观。
现代社会是正在逐渐走向公民社会，东西方都在寻找自己的道路去走向公民社会，欧美经历坎坷与挫折后，在这个道路上走得更好一些，走得更近一些。公民社会是以公民（包括法人公民）的权利平等为基础建立的平等社会，它也有一个观念市场，这个市场的规则不允许欺行霸市，不允许任何人以多数人的名义剥夺其他人的交易自由，那么这样的社会如果有人用刻意掩盖真相的手段而达到缺斤少两的交易结果就难以成功，那么真实的和大众的国家价值观就容易在观念市场优先胜出，成为主流的国家价值观，多数人认可，少数人也尊重。现在的世界上民主国家多了去了，国际人权公约得到更多的尊重，西风压倒东风是个不争的事实。欧美当然也有做的不漂亮的地方，但西风吹来这个世界确实比东风肆虐下的世界更漂亮，这也得到发展的验证。
国家价值观与国内动乱
现代民主国家在其历史发展中也曾饱受动乱之苦，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等，都不例外，现在它们的民主制度搞得比较好，动乱就相对少了很多，这些国家可能以后还会有动乱，但不会成为常态。这也是民主的好处。中国是一个专制古国，自古以来，动乱不断，人民饱受动乱之苦，已经成为一种惯性的苦难轮回。毛泽东说要用民主解决这个问题，结果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原因不是他解决不了，而是他在掌握了政权以后背信弃义，拒绝采用民主的办法。所以，毛的国家也是动乱不断。
假如我们有10个人在一起做事以求得发展，这10个人的意见可能经常不一致，那么我们就应该保护少数人的发言权，尊重少数人的意见，并按照多数人的意见办，这就是最简单的民主。相反，如果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压制不同言论，或者拉拢几个人去打击另几个人，排除异己，最后唯我独尊，按我说的办，这就是最简单的专制。从这10个人最简单的民主和专制中，我们就不难发现哪一种方式更容易产生内讧，你要压制异己力量，但异己力量毕竟也是力量，哪怕它很微弱，但也有茁壮成长的苗头，它成长起来以后，自然就会和压制它的力量发生内讧。10个人的道理讲起来很好懂，其实呢，10亿人的国家和这完全是一样的道理。你要用专制的方式去压制另一些人，但社会是动态的和发展的，在社会力量变化以后一旦压制不住，就会产生动乱。独裁者总喜欢找动乱的“黑手”，一会把外国看做动乱的“黑手”，一会把民主人士看做动乱的“黑手”，岂不知动乱的“黑手”恰恰是他们自己。
1949年之后的中国苦难不绝，动乱不断。批右派，大饥饿，文革，四五运动，六*运动，**功事件，这些大的社会动乱基本上是10年一次，现在距离最后一次大型事件也10年左右了，没准又有什么事快发生了。文革之后，邓小平先生曾经提出彻底否定文革，但他所谓的彻底否定只是否定文革动乱的样式，并没有否定文革动乱的根源。文革动乱的根源在于制度，在于不承认另一部分社会成员的权利，蔑视他们的价值观，敌视他们的利益，也就是在于所谓的专政。
一种制度，不承认另一部分社会成员的权利，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这一部分人必然会伸张自己的权利诉求，如果不能通过法治的渠道表达出来并促成社会发生变革，那么这些人就会：你不给我一种说法，我就给你一种说法，然后导致动乱。中国的动乱，世界的动乱，几千年的动乱，都出于此。所以说，统治者不要排斥异己力量，不要排斥异己利益，不要排斥异己的价值观，以此为基础建立国家的法治，积极走向公民社会，这是防止动乱的根本方法。如果有一天，国家价值观是全体公民的价值观通过公正的观念市场胜出的，国家利益是通过这样的价值观产生的，那么路子可能就对了。
国家价值观与国际交往
假设有两个家庭是邻里关系，我这个家庭是书香世家，你那个家庭是鸡鸣狗盗，那么这俩家庭会成为友好家庭吗？通过观察日常生活，我们会发现这俩家庭很难成为友好家庭。如果俩家庭都是书香世家或者鸡鸣狗盗，那么俩书香世家就很容易友好起来并坚持下去，那么俩鸡鸣狗盗之家就很容易长期苟合。事情之所以会是这样，就是因为这俩家庭在价值观上的异同所导致，相似价值观的家庭容易在相似的规则下寻求合作和利益。然后，我们再通观这个世界的国际交往，就会发现，道理完全一样。
就拿我们中国1949年以后的历史来说吧，新的政权刚成立的时候，毛泽东要“一边倒”，唯苏联马首是瞻，这时候的国家价值观就类似苏联的国家价值观，于是，中国就有一堆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做朋友，坚决反对美国和西方；后来毛泽东和苏联闹翻了，想做亚洲的共产主义领袖，于是就和印尼的苏加诺一类人打得火热，一起在亚洲煽风点火，鼓动革命，从而疏远了其他国家；再然后，毛泽东又想成为三极世界中的一极，就发明“三个世界”的理论，钟情亚非拉，与苏联美国对着干；再然后，邓小平上来为了给改革政策寻找国际支持，又迅速靠拢美国日本，与苏联对着干。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多么可笑，那短短三十年期间，苏联，美国，日本，等等，人家并没有发生很大的改变，是我们中国自己在来回改变。为什么我们的国际关系在不断改变？因为我们的国家利益在不断改变，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利益在不断改变？因为我们的国家价值观在不断改变，为什么我们的国家价值观在不断改变？因为毛泽东和他的党在不断改变。
再拿邓小平上台之初的中越战争来说，现在官方由于中越友好而闭口不谈了，刻意回避历史，但历史终归是历史。前面几十年，中国一直是越南的大后方和可靠的盟友，怎么邓小平一上台，越南就突然成了威胁中国的敌人？其实越南并没有威胁中国，人家的政策基本是一贯的，和前期的中越友好期间并无二致，所谓的边界冲突是中国单方面夸大其词的谎言和挑起战争的借口。中越战争真正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中越两国突然而来的国家价值观的冲突，中国要和美国好，越南不赞成，中国要对抗苏联，越南不支持，中国要扶持柬埔寨杀人政权，越南坚决反对，于是中越战争以国家利益为幌子不可避免地开始了。
过去，二战时期的三个轴心国怎么会走在一起？这他们具有类似的国家价值观是有关系的。后来，美国打伊拉克，中国就支持伊拉克，美国打南联盟，中国就支持南联盟，因为中国、伊拉克和南联盟有类似的国家价值观，是一类国家。再看看中国现在交好的都是些什么国际朋友：伊朗、古巴、叙利亚、利比亚、苏丹、朝鲜、缅甸、苏丹、津巴布韦，巴勒斯坦等等。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可惜，全是这个世界的害群之马。中国之所以在国际关系中落到如此破败的境地，就是因为中国的国家利益被少数政客劫持，就是因为中国的国家价值观被少数政客绑架。
欧美日韩等国家无疑是这个世界的主流国家，我们中国要想生存在这个世界上，要想生存地更好，就注定要和这些国家交往。但是，几十年来，中国和这些国家的交往忽冷忽热，一会好到天上去了，一会坏到地下去了，中日，中法，中英，甚至中韩，还曾经是不同世界友好的样板，但过一段又需要破冰。中国与他国关系经常有破局之举动，最后证明都非常脆弱，根本经不起考验。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相互之间没有相同的国家价值观，也就很难形成相同的利益，所以我们中国想和世界友好相处总是一厢情愿。
相同的价值观，会出现相同的规则，黑社会的价值观相同就有黑社会共同遵守的规则，一样的，现在的中国和伊朗古巴一类的国家有相同的国家价值观，那就自然容易纠合在一起，而不能与世界主流文明遵守主流的规则。这个世界主流的规则是什么？就是以三大人权条约为基础的各种国际规则，这就是普世的东西。你不想签订，也不想遵守，你在规则之外，你的国家利益当然是莫名其妙了。
专制国家的国家价值观更变太快，国家利益也就随着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在更变，和这样的国家打交道是很危险的，你再三表现出诚恳，也很难和世界通融。你们看看中法关系破局多少次了？中日关系破局多少次？中美关系破局多少次？中英关系破局多少次？中国为了破局付出了多大的利益代价？这些都值得反思。以前的俄国也曾经和我们一样，整天想着在国际关系中破局，后来走向真正民主了，国家强大了，自然也就破局了。我们中国也应该学习俄国，过去学过没学好，不妨碍现在重新学，学到超越它。
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价值观基本没怎么变过，怎么一会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一会又是我们感恩戴德的朋友呢？这个问题根源显然在我们中国，这不是为美国歌功颂德，美国也有做的不好的地方，但我们中国可以学习美国并做得更好啊，可以出台一部比美国更长久的宪法体现我们的国家价值观并保证我们的国家利益啊。学习俄国，更重要地是学习美国。
国家价值观与国家的前途
老虎和山羊不是一个价值观，就很难在一个笼子里生活。这个流氓国家，谁和你交往？人的处世和国家的处世没有多大区别，除非国家真的是没人性的机器。有个人的处世，有国家的处世，里面都有相同的道理。我们国家价值观扭曲了，需要体制内外的仁人志士去纠正。
一个人适应社会的过程就是改造自己价值观的过程，也是改造别人的价值观的过程。国家也是这样，并不例外，国家是一个放大了的人，不是没有生命的机器。一个国家适应不了这个世界就要改造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或者去改造自己的价值观。你不是老虎却假装是老虎要和人家生活在一起，那并不合适。中央电视台那个女主播说：中国如果不能输出价值，就不会成为大国，这是有道理的。要想输出价值观，那你的价值观必须是符合国际社会的需要。当然，你输出的最好是普世的价值观，要不人家不认可，人家的国民也不认可。
普世价值，这个概念正在中国遭到一些无耻文狗的围剿，这也是国家的悲哀。当然，围剿普世价值的文章一概不遭封杀，而宣扬普世价值的文章总上不了大雅之堂，这背后有其他的嫌疑。都是人，都有普遍的人性，就一定有普遍的价值观，否定普世的价值观都是跟着当局忽悠，别有用心。普世价值，根本不是西方的价值观，西方原来的价值观也不是那个样子，普世价值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内因和成果。东方文化中也有许多普世的东西，和西方一样的东西，普世价值有很多观念是西方提出的没错，但他们也是借鉴了东方文化的优秀内涵。
我们很多人都喜欢空谈国家利益，文人喜欢，市民喜欢，岂不知国家利益的背后有国家价值观，这就和一个人一样，他的价值观界定利益趋向。大家都不谈国家价值观这个概念，似乎当局宣扬的国家利益真的高于一切。那些用国家利益为当局辩护的人在理论上根本就站不住脚，可是在理论界招摇过市。当局忽悠不要紧，精英忽悠也不要紧，因为现在的国家利益就是他们的国家价值观里产生出来的。人民被忽悠，事就坏大了，替别人举着国家利益的招牌面临危险而不自知，可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唯心论和唯物论必须以人的存在为前提，过去谈唯心论和唯物论，很少有人谈为什么会出现唯心论和唯物论，它们的问题提出的前提是什么。唯心论和唯物论的前提应该是唯人论。一个政权的合法性离开个人和公民，空谈什么“党性原则”是注定要危害国家的。这个世界上就有这样一些政权，经常出卖真正的国家利益换取政权的合法性，他们常说“要算政治账”，如果国家利益就是国家利益，你算什么党派的政治帐呢？专制统治者就是这样，只有“党性原则”，并无可以拿上桌面的国家价值观这个概念！但是他们都善于偷换概念。
中国如果想在国际关系中真正破局，融入世界主流文明，要么就真的能代表最先进的文化，邀请具有共同文化的国家加入到这个环境中来，如果做不到，就赶紧逃离所谓的最先进的文化，走向现代文明，然后再试图通过现代文明异军突起，否则，一定“消瘦憔悴枯蔫”。
欧盟成立了，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了，南亚联盟成立了，还有更多的国际合作方案正在涌现，亚洲联盟会不会成立？按照全球化发展的趋势是一定会成立的。但是中国这样的亚洲大国，国家价值观落后于周边，怎么与周边国家建立相同的规则呢？这就是个大问题。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阻碍着亚洲联盟的成立，也阻碍着世界的发展；所以，如果中国不改进自己，中国人民会因为扭曲了的国家价值观而被淘汰在主流文明之外；所以，我们不想成为别国附庸的时候，也是最可能不得不成为别国附庸的时候。
在现代化条件下，个人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基础，公民的价值观是国家价值观的基础。这个不需要多说了，最后用胡适先生一句看似无关紧要的话结束本文：有人告诉你们要为国家争自由才有个人的自由，我告诉你们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的起来的!
2008-8-5
My comment: 这次闹运，我们不断地听到官方重复：中国爱好和平、希望与世界友好，还提出什么狗屁建设和谐世界！如果全世界让这个弘扬专制集权体制下“宏大”场面的“气势”给蒙蔽了，外面世界可能真的要与这个政权“和谐相处”了！但问题是，这个政权要“和谐”的根本目的是要别人承认它的混蛋价值观！保护这些混蛋通过非法的巧取豪夺已经获得了的既得利益以及根本无视人民基本自由与尊严的权力体系！这样的体制与全体人民的利益毫无关系！相反，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将继续出卖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利益以换取外界压力的消弭；通过舆论控制来愚弄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压制真实声音！这种没有基本的社会公平、公正与正义的国度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和谐吗？我看作者谈到的制度性周期“动乱”又将很快到来！ August 09 China’s Gold Rush
China’s Gold Rush By MATTHEW FORNEY Published: August 5, 2008 David Plunker LIKE the Soviet Union at the height of the cold war, China is looking to make a statement by winning more Summer Olympic gold medals than the United States. Both countries will doubtless honor the systems that they say produce victories — Chinese authoritarianism versus American liberty.
But China has added an interesting twist to an old cold war story. Unlike in the Soviet Union, capitalism has infiltrated nearly all aspects of Chinese life — except sports. Chinese compete like Adam Smith in the marketplace but like Vladimir Lenin in the arena. As a result, the way Chinese experience sports is vastly different from the way that Americans do. We all know about Yao Ming and maybe a few others with colossal shoe contracts to match their stardom. But for the most part, Chinese athletes perform best in sports that few Chinese care about. This is a country without private guns but with crack sharpshooters. With few public pools but the best divers. Fencing, canoeing, women’s softball — China excels at these despite the fact that very few Chinese show an interest in them.
Why? Because the cabinet-level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Sport does its job well. It predicts which Olympic events could yield gold medals to China, allocates extra money to train athletes in those sports and dispatches scouts to locate children who fit certain sports molds. Those scouts may recruit a 6-year-old village girl with double-jointed elbows into a diving program, for instance, because a decade later she could arc into the water with a smaller splash.
That China is gaming the Olympic system to win maximum gold is not some conspiracy theory. After the Sydney Games in 2000, the government launched its so-called Operation 119. The figure refers to the number of gold medals available in individual sports with oddly high medal counts — canoeing/kayaking, for instance, has 16 golds up for grabs — in which China has traditionally performed poorly. Of China’s 32 gold medals in Athens in 2004, only four came in those 119 events. The surge in money for those events could push China to the top — at Athens, its gold medal haul was only four shy of America’s.
You could say China’s sports mandarins seek a good return on investment (maybe they’re not entirely Leninist). Their sports schools now train roughly 200,000 professional athletes, more girls than boys, with Olympic gold as the ultimate goal. In America’s self-selecting process, by contrast, tens of millions of children compete in the sports of their choice. Only the best move to higher levels, and their parents bear most of the cost.
Chinese sports fans have grown up within their system, with odd effects. I sat outside Workers’ Stadium in Beijing in 2002, for instance, to watch a big-screen broadcast of China’s national soccer team competing in its first World Cup. China played that year’s champion, Brazil. Sharing the field with such a power was an honor, yet, as Brazil built toward its 4-0 victory, spectators around me booed and tossed beer bottles. Typically, they saw no gallantry in a spirited loss.
This is the result of gold-oriented athletics. The majority of Chinese have no opportunity to play organized sports that profess to teach broader values. Some lucky schools in wealthy cities have basketball or soccer teams that compete in occasional government-run tournaments. My son joined an ice-hockey team put together by a group of hockey-loving Chinese parents who pooled their money to pay for weekly rink time. With no league to play in, however, the team disbanded after three years.
Nor will civic leagues in China develop along the lines of, say, Little League Baseball. Organizations of all sizes must register with the state, which fears that any regular gathering of people, from a kayak club to a sewing circle, could grow into an anti-government clique. Sports leagues have an especially tough time because the government considers them training grounds for the Olympics. One privately owned basketball team in China’s state-controlled professional league refused to surrender its star point guard to the junior national squad in 2004 and was kicked out of the league. (Oddly enough, the team now plays in a professional league in Los Angeles under the name Beijing Aoshen Olympian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oesn’t release meaningful sports-budget statistics, but national expenditure is surely many times greater than the $130 millio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Olympic Committee spends each year. This has led some Chinese intellectuals to openly question whether a developing nation like China should spend so much on something so trivial as gold medals.
But think back to the American ice hockey team in 1980 and to those resounding chants of “U-S-A!” That unexpected triumph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gold medal that followed, showed our American grit and had a resounding effect on the national spirit. It put “Do you believe in miracles?” into the national conversation and gave us the heavy-rotation cable TV sports film, “Miracle on Ice.”
Beijing’s leaders didn’t create a world where Olympic success means more than a Nobel Prize or good lending libraries. But they inherited it. In the coming weeks, if they can displace America’s athletes at the top of the gold medal charts and China’s people accept a system in which only the most promising athletes get to enjoy organized sports, then the rest of the world has few grounds for complaint. After all, we Americans are supposed to be the good sports.
Matthew Forney, a former Beijing bureau chief for Time, is writing a book about raising his family in China. July 08 揭秘上海闸北第一现场 杨佳对2700警察揭秘上海闸北第一现场 杨佳对2700警察
现代人变得文明了，一般不说某人是个饭桶，而说是个费粮桶，耗费粮食的桶嘛，生米熟饭都要耗费的桶。一个人可能很有绅士，怀里揣着什么管理学硕士物理学博士(江家老大90年代初在美国Princeton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文凭，当上什么战线的主席，可他懂法律么？懂政治么？不过不懂，那么还不过是个费粮桶。
全球人都知道，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中国的资源都用在上海了，上海的资源都用在政法委了，上海最要保证治安的就是闸北了，闸北政法委就是中国政法战线的精华的精华，因为上海火车站[新客站]就在那儿，以前我打工的公司就在沪太路，维吾尔在上海烤羊肉的克拉玛依石油宾馆也在火车站北广场一点点。1996年我曾经带几个南韩的大鲜船厂的客人，从虹桥机场到火车站乘车去镇江。韩国人在火车站吓得面如土色，问怎么水泄不通的这么多人，今天是你们的全国性的示威呵，我们韩国只有1988年奥运前的大示威才聚集了这么多人。我说 No worry, 上海火车站每天这么多人，每天这么闹猛。
上海的北大门，每天这么多人，不闹猛能行么？中央如果来人到上海抓人怎么办？不保持一支精良的警察队伍能行么？所以，上海闸北政法大楼，楼高27层，楼内办公的有闸北区公安局、检察院、闸北区综治办等，大约两千名警察。人民需要耗费多少粮食，供养这个装了这么多人这么多枪的这么高的楼，这个27层的政法大楼整个就是一个费粮桶。
同志们哪，杀警，不是去到警察家里杀警，也不是在街头碰到杀警，而是光天化日闯入中国第一区政法大楼杀警，这是什么性质？这是战争，这是北京市民杨佳先生独立发起的一场战争。那些公安警察，与海关，税警，城管一样，都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其它武装力量]，杨佳先生的行动也就挑战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对人民解放军和其它人民武装力量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章程，滕文生执笔]，所以，杨佳先生也就是直接挑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
所以，杨佳先生是战俘，是一场抗暴战争的战俘。这场战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谁发动的呢？是从1979年开始的，是伪G暴政发动的。
在广州，爸爸和哥哥卖力，妈妈和姐姐卖淫，遇上雪灾不能回家过年，只好把钱寄回老家给儿女给弟妹上学念书；好端端的儿女弟妹送入人民政府的学校去读书，学校就是孩子的政府阿，怎么好端端的就地震了，就成了豆腐渣？年初困于广州雪灾没能回家的父母，就这么没了孩子？有人说是老天爷对赤那人的天遣，天遣也没什么，广州雪灾不也是天遣么，不也过来了？天遣地动，顶多裂开一些楼，裂开一些公路，裂开一些桥梁，让它们需要修补，只是给汉人造成一些经济损失罢了，汉人官府有的是银子，外汇多的发愁怎么才能消化掉？权当发一回福利，制造一些灾后重建的就业机会……老天爷怎么知道那些钢筋铁骨的花花世界的楼房，原来都是些豆腐渣？
May 02 保卫火炬，还是保卫孩子？保卫火炬，还是保卫孩子？
作者 余.杰 《论语》有中这样一句话：“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意思是说：孔子家的马棚失火被烧掉了。当他听到这个消息后，首先问人有没有受伤，而没有问马的情况。孔子问人不问马这一语言细节中，所流露出来的是深切的悲天悯人、民胞物与的精神。在孔子那个时代，中国有过昙花一现的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思潮。在孔子心目中，这个世界上，人始终是最重要的，有了人，才有物。一个不爱惜他人的生命的人，一个不尊重他人的自由的人，他本人的生命与自由也得不到基本的保障。 奥运会期间在主体会场燃烧的火焰，起源于古希腊普罗米修斯盗取火种、带到人间的故事。古代奥运会开幕前，一般都会举行点火仪式，由祭司从圣坛上燃取奥林匹克之火，所有运动员一齐向火炬奔跑，最先到达的三名运动员将高举火炬跑遍希腊，传谕停止一切战争，开始四年一度的奥运会。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兴起之后，“圣火传递仪式”一直未能恢复。直到一九三六年，纳粹德国获得奥运会主办权，为宣示其强大的国力，方才推出“圣火传递”活动，但并未让“圣火”燃遍全球，仅仅从奥运会的故乡希腊奥林匹克点燃火炬，然后接力传到柏林。 
就在千百万海内外的华人挥舞红旗保卫奥运火炬的同时，深圳东莞爆出了比山西黑窑奴隶童工还要可怕的来自四川凉山的奴隶童工之黑幕。数百名普遍只有十三岁到十五岁的童工，在劳工黑市上任人盘剥，每小时不到三元的工资，每个月超过三百小时的工作时间，而且无需休假福利劳保。在陌生的土地上，他们常被打骂，几天才能吃一顿饱饭。他们日复一日从事繁重的工作，一些孩子想要逃跑，但前路已被封死，工头们用死亡进行威胁，告诫他们逃跑就要付出代价。当央视记者出现在这些孩子的面前时，他们童言无忌地说：“现在都下午两点半了，我们一点饭也没有吃，饿死了。”“很累，我想回家，我们这些小孩都想回家了，但是没车费。”“如果想脱离控制，或者回家的话，那就是死路一条。”“几天才能吃顿饱饭。”
March 28 爱国贼批判
爱国贼批判 本文转自:陆迅再来
相对于“卖国贼”而言，中国还盛产另外一种茂密的庄稼：“爱国贼”。什么是“爱国贼”呢？爱国贼就是通过攻击性的爱国表演来养家糊口，并以此谋取各种利益的精明人。
爱国贼不能独立生长，靠寄生过活，是一种寄生虫。爱国贼的寄生物是民族大义，并通过文字来表达他们对寄生物的忠诚。
其实，对于爱国贼来说，“爱国”并不是、或首先不是一种情感需要，而是一种个人谋生的策略。
为什么中国盛产此种食客呢？这的确和“国情”有关。
在一个灾民社会，权力体系的形成与运转过程即是资源的占用和垄断过程，也就是说，政治活动就是经济活动；
当权力体系控制了全部社会资源之后。人们的经济活动只有通过同权力体系发生交易关系才能获得某种程度的回报，从而得以维持。这样，一切经济活动就是政治活动
这种“自由贸易活动”主要表现为权力边缘人向权力人出售“爱国劳动”的交易形式。这是一种特别重要的“政治-经济”存在方式。
那么，为什么权力体系需求这种“爱国劳动”呢？这显然也同中国政治的独特生存境遇有关。
◆第一、使用暴力来掠夺是中国权力产生的基础和目的。但正如洛克所说的，暴力掠夺并不构成政治的合法性。那么，这个绿林集团必须虚构一种政治的合法性。显然，爱国等民族大义是最合适的政治遮羞布。
◆第二，这种虚构的政治合法性，有其历史背景作为依据，即中国是一个在古代为胡、近代为夷所侵扰的灾民社会，爱国因而在中国具有独一无二的生存正义性。
◆第三、暴力掠夺集团需要敌对意识形态，并依靠这种意识形态维持暴力掠夺集团的存续。而最可能激发群众的敌对意识的政治行动，成本最低的政治集权行动，就是寻找和确定“卖国贼”。
第三点非常重要。以往论者一般只是揭露了寻找“卖国贼”只是集权动机利用了民众的病态的爱国情绪，只是暴力掠夺集团的政治阴谋，但这只是对在朝的爱国贼——政客的揭露，却忽视了在野的“爱国贼”的存在。
对于这些在野“爱国贼”来说，他们利用了政客的权力，并同时也利用了平民百姓的“爱国热情”。
为什么要谴责这种特殊的政治—经济行动？因为，爱国贼热爱暴力，爱国贼必须通过寻找“卖国贼”， 然后对“卖国贼”实施人身攻击或政治迫害才能获得自身可资利用的“交换价值”。
爱国贼的“爱国行动”本身，就是对基本人权的粗暴侵犯。不仅如此，由于自恃有民族大义名分的庇佑，爱国贼暴力倾向更难以被揭露，更肆无忌惮。
中国几千年，特别是近百年的暴政，几乎都是在朝和在野爱国贼的暴力嗜好的表演。为了争取加入对资源的抢劫和垄断的集团，爱国贼在政治上制造了无穷冤狱，在精神世界几乎剿灭了一切异己分子。100年的改革史，就是100年的民族良知被爱国贼迫害的历史。
爱国贼真爱国乎？或许并不能完全排除爱国贼的“爱国真诚”，但这种真诚可能是“自己把自己感动了”的那种神经错乱的成分更多一点！
有别于爱国贼的是爱国者。历史上的爱国者们为了抵抗外国政权对中国公民个人的侵略，视死如归，肝脑涂地，在所不惜，但后来各种爱国贼建立和拥护的极权统治却开始了对中国公民个人的新一轮侵略。
这种爱国壮举牺牲了那么多的生命，但从受害者的角度来说，却导致了几乎完全一样的结果。
我并不否定抵抗外辱的正义性（因为我反对任何暴政），只不过对于恢复内辱的这种“爱国”战争，或许我们没有必要奉若神明。
我从来不认为爱国是什么最高的道德情怀，真正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者认为：个人价值是唯一真实的，个体价值永远是至上的。
认为可以牺牲个体价值的爱国行为很可能是爱国贼的行为，爱国贼总是牺牲其他个体价值，而不是他们自己的个体价值来完成他们的“爱国热情”，
尽管我不完全赞同赵无眠先生的观点，但我对他充满了敬意。他比我要有勇气。而且他所进行的研究工作真正开起了一种诚实的学术事业。
我们距离基本的诚实实在太远了。在这一点上，也许很多朋友和我一样都有过相类似的念头。但赵先生比我们更有勇气，研究得更深刻。他的一些论点之所以惊世骇俗，也说明了对于这个不可救药的民族，捍卫常识有多难。
前不久，在北京，一些朋友激烈批评我关于台海局势的看法。奇怪的是，在这些自称为人道主义者的朋友的脸上，也看到了爱国贼的表情：他们同样具有一听到台湾独立就打算摸枪的爱国激情。我近来常常反省，也许，作为中国人，灵魂深处都深受爱国贼潜移默化的影响。
当我意识到自己也可能是一个爱国贼的时候，我唯一的祈祷是，这种民族绝症不要通过我来污染人类精神的天空。但我知道，如果这一代国人不终结这种灵魂自戕，就将被这种灵魂自戕所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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